文/吴 媛

“斗指东南，维为立夏”，《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建始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这里的“假”，即“大”的意思，是说春天播种的植物到此时都已经直立长大了。黄军峰这篇小说（《人民文学》第十期）以“立夏”为题，显然着意借重了“立夏”在人们传统意识中所衍生出的隐喻意味，也彰显了作者高扬传统文化大旗的写作意图。瓜果的成熟是一层意思，儿女的长大是一层意思，而农村在立夏这一天迎来不同于以往的热闹和希冀又是另一层意思。小说中说：“立夏，是代梅村一年中唯一有别于其他村子的节日。这一天是代梅村的庙会。”显然，立夏、庙会以及由此引发的老人对子女回家的期待，对于热热闹闹生活日常的向往，就成为了这篇小说的叙事动机。

然而小说的不凡之处在于并没有就此跌入对老人和子女两代人生活方式、处世差异的叙事套路，而是轻轻一点便借力荡漾开去，以王木根老汉一天的经历为线索，渲染出立夏也就是庙会这一日农村的热闹生活场面，营造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农村印象，从而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层面上重建乡村生活的意义。

王木根老汉无疑是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代表，小说开篇处对王木根早起后的一通“忙活”有着平实详尽到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从东屋耳房拽出水管，一头接了院中央旱井的水龙头，一头甩进黄瓜地，插上插座，井里的水就哗哗哗跑了出来……”同时他的劳动对象也以等同于他付出的收获回报与他：“满院子的菜蔬，黑绿黑绿，冒着使不完的后劲……”

传统农耕方式下，人是工具的使用者，是生产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收获者。劳动本身和收获的喜悦一样，是对自我存在的有力确证。人在对劳动的全程参与和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中体现自身的完整性，并由此得到审美愉悦。“看着满院子青青翠翠的玩意儿，王木根就像看见了小时候的孩子们，打心眼儿里高兴。”但这种方式已经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发展”的咒语下成为明日黄花。年轻人的出走、农村的凋敝不仅是客观事实也是近年来常见的文学景观。然而《立夏》却在貌似不经意的叙述中为我们呈现出新的文学景象，一种热闹的、充满希望的乡村生活场景。

小说在一条时间轴上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街上已经零零星星有人了。缸炉烧饼、果子糖糕的叫卖……”“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卖菜的，卖衣服的，卖玩具零食的……”“邻里街坊也陆陆续续出来转悠或购物了。见了面，大家老远笑脸相视，点头问好……”“平日里稀稀落落的小饭馆正热火朝天，还多了几个攒忙的人。”这样的生活场景与我们在当下文学作品中习见的关于乡村景观的表述大相径庭。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王木根在村里的市场上给孙子和孙女买了俩陀螺，而同样的陀螺当年他曾亲手削给孩子；另一件事是他为迎接孩子们回来去小饭馆叫菜，尽管彼时家中的西葫芦、茄子、韭菜已经成熟。王木根购买的陀螺本是农民完全能够自己制造的传统玩具，采摘地里的菜蔬做几个家常菜也难不倒一个农民，但即使固守土地者如王木根，也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胶柱鼓瑟，而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市场化方式。可见，商品、资本早已涌入农村，它们正在与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媾和，在传统习俗的根脉上生长出一套新的生活秩序和审美模式。

相对于王木根在农村的“劳动”的存在方式，孩子们在城里的“工作”则是以换取报酬为目的，是在社会运行整体过程中割裂出来的一个环节。与“劳动”带给人的满足感相比，他们的“工作”不仅不能为个体的自我完善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加剧人的分裂和虚无感。当下中国的发展速度使得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存在于同一时空，同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面临着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巨大鸿沟。但这种鸿沟并非不可逾越的。小说于不经意间表现出离开土地的农二代们对传统和土地在另一种方式上的认同，也敏锐把握住了原有城乡壁垒正在日渐消失的蛛丝马迹。

应该说，在后现代的话语系统中，对农耕生活的亲近和回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成为当下国人在焦虑和分裂中寻找并确认自我的最驾轻就熟的手段。我们曾经艰难地适应从乡村到城市的嬗变，一点点消化掉骨子里的龃龉和不适；却又那么轻易而驯服地完成从城市到乡村的转身，带着我们的出生在城市的孩子，回到乡村。即使这种回归还并不能成为当下个体存在方式的一种，还远远不能成为我们解决自身矛盾的真正途径，但它却在向我们展示一种新的可能。这个拥有着厚重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这个对传统和土地有着无穷向心力的民族，也许将用属于它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个体在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完成。不管这种可能在现实中会不会实现，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对日常生活景象的琐碎摹写中向我们呈现了这种可能的现实依据。遗憾的是作者尽管已经敏锐地触摸到这种端倪，却并未将其作为小说的重点加以充分展开。反而将大量的内容放在乡村城市两代人生活方式的断裂与调和的语境下展开，未免令人有不足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