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强/文

在7月发表的我那篇《废墟》一文中，说到唐山大地震现存较为完整的遗址时，我的记述是“两处”。日后我才发现自己少说了一处，将“原唐山十中院内的地震遗址”漏掉了。这一笔误让我十分不安，像是对不起那些难得保留下来的东西似的。

即使最后的暑热还没有消退，我还是决定独自徒步去寻访一次，见识一下42年前那场大地震的原貌。算是对自己笔误的自惩吧，也是我个人生命的一次回溯。

午后，头顶烈日，上北新道，进解放路，我大汗淋漓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路头，我感觉应该是到了。这里是老唐山的中心区，震后唐山建设的重点是在所谓的新市区，此地从此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眼前，居民的住宅、店铺的房屋和生产经营的场院，大都陈旧破落着，铺排在生锈的时间和斑驳的光影里。走在这样街巷里，我还真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感觉。自己认为已到了要找的地方，可就是见不到实地。问一问二问三，都说不知道。上复兴路，问路边新建一溜整齐门市内的经营者，一年轻人善意为我指路；那个年轻人是外地口音，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顺着他肯定的方向，入吉祥路。我加快了脚步，天已经不早了。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南湖大道边上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这才知道走错路了。我只好往回返，一位老住户大姐告诉了我原十中的大体位置。就在“啥也没有了”和“早不知道在哪儿了”的答话声快要将我击溃的时候，顺着一条小道，左拐右拐，我竟走到了要找的院子前。

这个深藏于复兴路西侧的院子，前半部分就是当年地震留下遗迹的地方，后边是地震监测站的办公地点。

唐山大地震具有明显的“扭性”特征，对地表和建筑物造成了垂直和水平方向的位移，线性地物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这里的地震遗迹一共有三块，实证着破坏力极大的“扭性”震波的野蛮威力。

这三块遗迹分别为：甬路错位、房基错位和地下管道错位。甬路错位：甬路被两条相互平行，方向为北东50°的裂隙错断，水平位移1米，垂直位移0.5米；房基错位：房基被两条相互平行，方向为北东50°的裂隙错断，水平位移1米，垂直位移0.5米；地下水管道错位：被一条北东40°的裂隙错开，水平位移1米，垂直位移0.3米。在这种情形下，当时唐山人的遭遇可想而知，一条条人命的状况可想而知，地震惨象的惊悚程度可想而知。

三块错位，一地伤心。

三块地震遗迹均面积不大，但这三个点却构成了一场大劫难的平面展示图，构成了过来人和后来人悼念遇难者的天然祭台，构成了现实回望历史时所能找到的清晰焦点。只是这些遗迹没有附带上任何其他原貌，实体比较单一，无法形成一个大的场面和一种更加可感的景观，孤零零的，三个简略的截取，标签、题目、胸牌、关键词一样，告诉着人们那残酷的一瞬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曾是唐山十中的校园，墙外就是拥挤的居民区和云集的商家店铺，如果保留的范围再大一些，遗址的内容再丰富一些，遗址所传递的信息肯定会远远超出地震学、地质学的意义，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更加充足的民俗气息，自然也就会拥有更全面的人文价值和更丰富的历史含量，震撼力，当然也就会更大。

说到遗址的保护，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文化遗存和建设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古人古物、历史客体与生存开发、当前利益相互争地的一个棘手现实。我认为，遗址的保护应该以对历史的足够尊重为底线，不能因为实际的急需而葬送我们的文物。这些东西毁了就是永远的丧失，根本无法弥补；而眼前的现实需求是可以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来得到满足的。将一种以足够尊重为前提的文物价值观和历史价值观，牢固、真实、持久、深入地植入到人们的意识中，文物保护才会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自觉自愿的行动。

资料显示，原先确定需要保留下来的唐山地震遗址一共有7处，目前仅存3处，其它的，拆的拆，毁的毁，都已经消失。真是这样吗？我情愿这种说法是假的，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力去寻访并努力去证实那些应有的存在。

这唐山大地震的第三处遗址已于2006年5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有石碑，铁硬，真是万幸。

其实，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是很远，而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文章开头我之所以繁缛地叙述了自己寻访的周折过程，就是在说明一个本地人对身边存在、历史迹象的陌生、淡漠与疏离，我们在文化记忆上的马虎、在历史认知上的盲点和在文物亲敬上的近而愈远，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彻底的改变？对我这个钟情于写地震诗的人来讲，今天我这旷久的迟到，是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而且不容原谅。

真够累的，我以23000步数偿还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我的脚步有些踉跄，那正是风云中一个不再年轻的寻根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顽强行进，应有的姿态。（徐国强，作家，现居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