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玉/文

前几天，我在翻箱倒柜打扫卫生时，无意间翻到了久违的蔬菜票、粮票、煤票……见到这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那早已逝去的票证时代。

20世纪60年代，我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每次回家，爸爸妈妈总不忘给我带上几十斤费尽周折用家里口粮换来的粮票。这也是我与票证“交朋友”的开始。有了这些寄托着父母爱意的粮票，我才能在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填饱肚子，完成紧张而繁重的学业。

后来，我在城里参加了工作，接着又成家立业，我的“票证朋友”也越发多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些“朋友”。它们的分工既明确又细致：买布要布票，买棉要棉票，买柴要柴票，买煤要煤票，买自行车要车票，买肉要肉票，就是买糖、买月饼，也要带上特定的食品票。

那个时代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记得在1979年深秋，我带着全家的菜票，顶着寒风，连夜到街头菜站排队买过冬的大白菜，排了一夜队轮到我时，却不知什么时候把弥足珍贵的菜票弄丢了。任凭我怎样解释，营业员只是认票，结果我拿钱也没有买成。可见票证在当时的重要性。

那个票证时代，其实也是物资供应紧张的时代。平时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要凭票，每逢过年过节，更是票证“大显神威”的时候。拿着五颜六色的票证，在不同的地方排队，买回全家翘首期盼的年货，过年的餐桌上才有了丰盛的食品。

在票证时代，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十分容易满足。多供应半斤肉或者二两油，人们就会笑容满面，心满意足。在票证时代，那些高档消费品更是“一票难求”。1988年春节前夕，市五金公司从厂家购进500台“虹美”牌彩电，把票分发到各单位，我有幸获得一张。按照票上规定的时间，我在大年三十上午早早来到五交化大楼排队。哪里是买，简直是“抢”，不到两个小时，500台彩电就售光了。待我回到家，把购得的彩电打开后，发现屏幕上有擦痕，赶忙回去调换。见到营业员说明情况，没想到营业员却说：“我这儿还剩两台，一台没影儿，一台无声，你换哪台？”闻听此言，我只好作罢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市场经济早已代替了计划经济，票证时代也随之远去。但我们这些过来人，对于那逝去的票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它既限制了我们的购买自由，又保障了我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它像一位老朋友，与我们日日相随，陪我们度过了那个特殊又难忘的时代。“只认票不认人”，在给人们带来某些不便的同时，却又维护了大家平等的购物权利。小小的票证，既记录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历史，也见证了那段岁月的辛酸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