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父母的收入不多，供养着我们姐弟四个。因此，尽管父亲有喝酒的嗜好，平时也只是忍着。只有到了周末，他才会花上五元钱，打上一斤“地瓜烧”（农村的一种散酒），喝上两盅。

村子里有一口水塘，每到周末，我和弟弟常带着自制的鱼竿去钓鱼，每当幸运地钓到鱼时，母亲就会炒上几样菜，全家人就会像过节一样高兴。我抢着为父亲摆上酒盅，满满地倒上，父亲端起来，“嗞”儿的一声一饮而尽。他总是不吃鱼肉，而是把鱼头夹到碗里，边吃边笑着说：“烧酒就鱼头，就是香！”所以，又鲜又嫩的鱼肉就成了我们姐弟四人的专享。

后来，我们上学了，花费渐多，生活日渐拮据。父亲一边拼命往土里刨食，一边做点儿小生意。一到放学的时候，我就跑到父亲做生意背的竹筐前，把它翻个底儿朝天，总能找到几支铅笔、几块橡皮之类的东西，却从来没发现一瓶便宜的“地瓜烧”。每到开学的时候，他总是从皱皱巴巴的零钱中，把那些崭新的十元大钞拣出来，放在我们手中，说：“这可是你爹省下的酒钱，可要好好念书啊！”

上高中时，我发表过一篇“小豆腐块”，得到了五十元稿费。那一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飞跑到村里的小卖部，给父亲买瓶酒。本想他会很高兴，没想却遭到一番训斥——“有了点儿钱，就大手大脚！”第二天，他让母亲把酒退了，换了几袋豆奶粉，放到我的书包里，说：“你要是学不出个出息，我喝什么都不香！”

1997年我考上军校，父亲把我送到西安。一下火车他就把我领进一家饭店，点了四样儿菜，要了两罐“青岛”啤酒。他全打开了，推到我面前：“部队有规定，不兴喝酒，你今天多喝点儿，以后就别喝了，可别惹事啊！”大学四年，我谨遵父命，滴酒未沾。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石家庄，在部队当了干部。每次回家时，都给父亲捎上两瓶衡水老白干。父亲说：“以后别买这酒了，大贵的。我有酒钱，你还得攒钱买房啊，有了房才像过日子的。”

我和妻子打拼了五年后，有了一定的积蓄，在家里的“赞助”下，于2010年在石家庄买了一套房子。装修好后，我把父亲从老家接来小住。那天吃饭的时候，我打开一瓶五星的衡水老白干，给父亲倒上一杯，他连忙摆手说：“不行了，不行了，上了年纪，胃口不好，不能消受这东西了。”我立刻木然，这就是我可怜的老父亲啊，为了儿女，一辈子辛苦劳作，省吃俭用，吃了九分苦，享了一分甜，到头来却喝不了儿子敬的一杯酒！

这几年我每次回老家，不管是“三夏”大忙时节还是秋收的忙碌日子，也不管我姐姐、弟弟、妹妹家里是否有事，父母都会把他们三家叫回老宅，张罗一大桌子菜，祖孙十好几口闹腾一整天。父亲的血糖高，早已滴酒不沾了，但他总会把压箱底儿的陈年老酒打开让我们喝，自己拿茶水和我比画，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点儿多喝点儿，直到我晕晕乎乎在暖和的土炕上睡去。本来应该我陪父亲吃饭喝酒，现在却反过来了，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父爱如酒，父亲就像他喜爱的“地瓜烧”一样，普通、实在而又热烈，他没有多大的本事，从牙缝里省钱让四个儿女都混出个人样儿，却很少考虑自己。天下的父亲都是一样的，给儿女的再多也不嫌多，给自己的再少也不嫌少。

刘志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