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刚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将翻译称为“游戏”。杨苡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著《呼啸山庄》畅销数十年。近日，她和兄长杨宪益合译的新书《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常跟着哥哥去书店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2021年5月，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影片最开头响起的是百岁杨苡的声音，将她的身世娓娓道来。

杨苡的女儿赵蘅告诉记者，杨苡出生两个月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我外公是当时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我外婆很要强，也重视教育，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她不分男女都要求他们好好读书。”

三个孩子后来都学有所成，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经典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顾随，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杨苡小学和中学上的天津中西女校，“在那里，妈妈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中英文基础。”赵蘅介绍。

杨宪益是杨苡一生最崇拜的人。《九零后》纪录片中，百岁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

“哥哥爱护两个妹妹，妹妹佩服哥哥，他们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赵蘅说。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没想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轰炸让南开大学沦为一片焦土，师生被迫南迁，杨苡也希望能南下继续学业。“在英国留学的舅舅也写信回来，劝外婆允许妈妈离开天津，说妈妈的性格不适合留在沦陷区。”赵蘅说。

于是，杨苡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从天津到香港，再绕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

“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

“妈妈兴趣非常广，她喜欢文学、电影、戏剧，还学过跳舞。”在赵蘅看来，母亲杨苡走上翻译之路，除了杨宪益的影响，还有沈从文与巴金的推动。

杨苡到了昆明后，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相识。她本来想上中文系，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力劝她进外文系。“他说我妈妈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线装书。他很有预见性，是我妈妈人生大方向的指路人。”赵蘅告诉记者。

巴金一直通过书信影响着杨苡。杨苡曾向巴金表示想做《家》中的觉慧，巴金不赞成，回信劝她先把书念好。大二那年暑假，杨苡与赵瑞蕻结婚，生下大女儿。之后，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学业。

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杨苡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的故事，是在天津读中学时，她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就被深深吸引。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借读时，她在图书馆读到《呼啸山庄》的英文原著《Wuthering Heights》，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还写信告诉了巴金。

1954年春，杨苡翻译这本书期间，恰逢丈夫赵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国教书。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雨点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犹如亲临《呼啸山庄》的故事中。“就这样，妈妈的灵感突然来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苡确定了“呼啸山庄”这一书名。

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一译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畅销。

“等待与希望”

在南京定居的杨苡，晚年总惦记着要去北京看哥哥。“妈妈一般年末来北京，因为舅舅的生日是在冬天，她要陪舅舅过生日。”

赵蘅还记得，2009年春天，杨苡离开北京前在杨宪益家聚会的情景，“我妈妈还像小妹妹一样倚着舅舅，有一种撒娇的感觉。分别时，舅舅笑着，妈妈已经哽咽了。”

这是杨宪益和杨苡最后一次见面，半年后杨宪益去世。哥哥不在了，杨苡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今年8月之前，杨苡生活仍都基本自理。“她自己洗漱，保姆只是在旁边看着避免她摔跤。她在家里都是用助步器自己走。8月时，妈妈生了一场病，最近渐渐恢复走路，精神也越来越好。”赵蘅介绍，杨苡喜欢靠在床头看报看书，还是电影电视剧的热心观众，“有喜欢的电影，她还会让保姆打电话叫我看，常常我在北京，妈妈在南京，我们看同一部电影。”

“她还有微信呢，虽然不会发消息，但天天都要看朋友圈。”赵蘅笑着说。

杨苡家中充满怀旧、艺术和童真的气息。沙发靠背上和柜子里摆着可爱的玩偶，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还有一个玻璃柜专门放各种各样的猫头鹰，有布的，有瓷的，有金属的，“妈妈视猫头鹰为智者。”赵蘅告诉记者。

对于布置房间，杨苡至今都兴致勃勃。最近她刚出院，身体还在恢复中，便又想要挪动家具。“我很佩服妈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热情吧。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在美中间。”赵蘅说。

1937年冬天，18岁的杨苡在读完《基督山伯爵》的英译本后，非常喜欢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当时，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她只能待在家中。在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的信中，她写道：“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巴金在公开发表的《感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40多年后，1980年底，听说巴金腿受伤后，61岁的杨苡在给巴金的贺年片中又写上“Wait and hope”。巴金回信中聊到了1937年的那封信，又说，“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又是40多年过去，“等待和希望”仍是杨苡最爱的句子，不断出现在她的题词、文章和采访中。 （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