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的进步和人类寿命的延长，常常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象，仿佛“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是天经地义之事，哪个医生做不到“起死回生”，便是庸医败类。

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人类约4000种常见病中，九成以上是没有药物可治的。医学生的教科书《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课本上，常常出现的字眼是“病因尚不明确”。

人体多复杂，疾病就有多复杂。上个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研究者普遍相信还原论，即不论什么样的疾病，只要找到特定的致病基因或蛋白质，就能对症下药。在这种乐观的预期下，美国在1971年启动世界级抗击肿瘤的“战争”。

44年后，美国肿瘤研究专家温伯格在《细胞》杂志上用“一个完整的循环”来形容医学铩羽而归：“从最初面对无数难以理解的病理现象的困惑，到树立了还原论必胜的信念，最近几年再回到重新面对肿瘤这个疾病无尽的复杂性。”这种“鬼打墙”般的遭遇只是医学万般无奈中的一种。医学并非实验室科学，它融合了统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个体差异大，经验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治疗同一种疾病，同一种药物也许对A有用，对B没用，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因而医生的治疗是在了解病情的基础上，赌一次概率。命运迫使病人和家属不得不参与这场“赌局”。

抉择是痛苦的，意味着责任。德国记者布莱克写过一本畅销书叫《无效的医疗》，有人说这本书号召“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医生只是我们的助手”。虽然这贬低了医生的作用，但指出了医患共同决策的重要。面对复杂的人体，医患之间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有权力共同战胜疾病，也彼此承担风险。

当然，了解医学能力的有限性后，在共同决策的基础上，双方的理解就分外重要。信任是医患相处的基础，如果患者处处怀疑医生，对医生和医学精神缺乏必要的尊重，医生时时提防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步步惊心，甚至为避免风险而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防卫性医疗行为，那么医患就无法共同战胜命运的转盘。

社会学家卢曼说，信任能将社会中的复杂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简化成可信的和不可信的。在现代大医院中，医生和患者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对于患者来说，素未谋面却要把身家性命放在对方手里去“赌”，免不了犯嘀咕，更不能容忍一丝失误。

沟通是信任的基础，但现有条件下，“3分钟”的诊断时间，让沟通变得机械和缺乏感情。医生也不愿如此冷漠，可在一个患者身上花费双倍时间，就意味着有另外一个患者得不到诊治。

信任源于制度，而不是人性和道德。一方面，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医生高强度、高负荷工作却没有相应的体面收入，在现有的医疗服务制度和收益分配体制之上，医患双方很容易将因为制度郁结的情绪发泄到对方身上。治好了，你是天使，治不好，你是魔鬼。

古希腊神话中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掌握起死回生之术，一生救人无数，最终却好心遭雷劈死。因为他救了一些不该救的人，遭冥界之神报复。这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悲剧，可不要把它变成自然生死面前，医学的困境。 （中国青年报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