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融媒体记者 宋燕
著名作家王安忆首次以散文形式记录小说家思想历程的新书《成长初始革命年》最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领衔由北岛主编、以笔记散文为主调的思想丛书——视野丛书。
《成长初始革命年》全书收录文章十七篇，分为个人经历、人物交游、演讲对话与文学之旅四辑。王安忆由家族历史源头讲起，从上世纪50年代写到21世纪，横跨作者半个世纪的生涯，囊括了随笔、演讲、对谈多种体裁，书写历史记忆里的个体历程。书中王安忆重走绍兴，寻找家族历史的源头；插队徐州，在文工团拉响命运的琴弦；她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演讲，劝他们做无用而有趣的灵魂；她与年轻的写作者对话，让他们莫再把她当成前辈，实则他们都是同代人。她还去到维也纳、俄克拉荷马，在另一片星空下冥想文学的意义……
这是一本面对过往的书，它可以让你重新认识王安忆，同时，认识王安忆生活的时代，并以此为基点回望其小说创作。
作家简介
王安忆
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茅盾文学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7年纽曼文学奖。
代表作品：《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匿名》《考工记》等。
《成长初始革命年》
《成长初始革命年》是王安忆最新散文结集，收录文章十七篇，横跨这位当代知名作家近三十年的文学生涯。本书首次以散文形式，为小说家的思想做史。全书共分四辑，从个人经历、人物交游、演讲对话与文学之旅四个方面，以小见大，展现王安忆最个人化的人生轨迹。
真实呈现思想与生活
王安忆将“视野丛书”概括为两点，一是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二是让写作人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而这两点，正是《成长初始革命年》的基底。
一个小说者，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但也最可能露怯。以虚构为职业的人也许不该在现实中多说话，因为我们常常混淆真伪，“想当然”错成“所以然”。就像说禅，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视野丛书”的企图之一在于让写作人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在这里，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更具典型性。王安忆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她在中国文学、文化领域持续在场，像“女工”织毛衣般编织着自己的创作。但王安忆的名字，始终是和小说家的身份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是虚构的，而小说家是真实的。小说是关于记忆的技艺，而散文是记忆的记录。《成长初始革命年》中，小说家跳出了虚构，以时间为经纬铺排自己的思想与生活，真实地走到读者眼前来，尤以第三第四辑，演讲对谈与文艺心得为最。
20世纪80年代，在《茹家溇》中，王安忆于寻根文学的热潮里梳理自己的来路，去绍兴追访遥远的祖先，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90年代，《接近世纪初》中，王安忆唱出了世纪末的语调——时间好像都在加速，从生到熟，从熟到衰，而加速的成果“地球村”带来的无限同一性却令人怀疑。近年来，在《音乐时代》中，她去到维也纳，穿梭于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与音乐之乡迷人的剧场间，探讨音乐的意与趣；在《祛魅时代的异象》里，她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为基点，从拉美文学大爆炸说起，尝试触碰现实世界与魔幻世界之前的模糊地带……
在这种与现实时间同步的经验讲述里，在学习与实践的感想心得的分享中，借着作者的观看、思考，读者得以看见平日虚构背后作者的实体。
把同时代人纳入书中
王安忆在书中说：史铁生走了，还有路遥、邹志安、王小波、陆星儿、赵长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
“视野丛书”的另一企图在于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在《成长初始革命年》中王安忆强调了一个“时代”的概念，一个时代要完成它的时代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的人，最后才能完成。因此，王安忆将时代拉长、放大，把包罗万象的同时代人纳入书中：《魏庄》里的文工团伙伴、《成长初始革命年》中淮海路公寓三楼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同学董小苹》里的小学同学董小苹、《重建象牙塔》中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英特纳雄耐尔》里“我”永远追赶不到的精神偶像陈映真，以及复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或青创会上那许许多多青涩的后生……人物之外，王安忆还对时代的器物、景观、气氛、小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做了相当多的描绘，为我们建立一幅历史时期全方位的图景。
在这些篇目中，王安忆试图提出几个问题：成为同时代人的条件是什么？又该如何去界定“一个时代”？王安忆不太喜欢今天常说70后、80后、90后，因为短短的十年间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东西，很快就会被代际的快速更替给消耗掉，而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变革远远还没有完成。她试图以感性的形式表明：同时代的人，可能还要包括上一代的人，下一代的人，将更多的人包括进来，才能积累一点点的思想，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有内容的时代。
精彩书摘
魏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
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粝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靡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斥责：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1976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额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
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1972—1973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著，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