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同治三年）6月，安庆。这一日曾国藩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然后，他背剪双手踱步走出房门，来到后院。但见幽蓝深邃的天空布满星子，四下万籁俱寂，他的心里顿生平和宁静之感。前日，他接到九弟曾国荃的来信，告知金陵城外四处开挖地道，城破或许就在这几日。

自湘军进扎天京城下，“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于紧张忧惧”，在军事上强调“稳慎”，时时注意保全后路，“进军太锐，后路芜湖等处空虚，颇为可虑”。曾国藩有时思虑难免过于细密，转而束缚手脚。

诚如幕僚赵烈文所言，你们兄弟二人，一个过于谨慎，一个过于不谨慎：“沅师性直而喜事，师举动谨慎。”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加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减法。做减法的曾国荃在做加法的哥哥的栽培之下，在事业的天平上不断给自己添加新的重量级砝码。

自2月以来，曾国荃的军队向天京城发起猛烈的地道攻势，虽屡屡受挫，未能建功，但仍是深挖不辍。曾国荃性子太急，容易激动，围着一个天大的骨头却始终啃不下来，加之肝病复发，身心俱损，甚至到了“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的焦虑状态。曾国藩嘱其“将万事看空，无恼无怒”，以保全身体。湘军之所以难以推进，原因在于太平军防守严密，将靠近城墙根一带地面完全屏蔽。曾国荃的军队在南京城外发挥愚公移山精神，一直挖了大半年，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了一两千，南京城还是完好无损。

湘军先后攻占天京城外钟山上所建的两处要塞——天堡城和地堡城，战局出现转机。天堡城“山势最高，俯瞰城内，纤悉皆见，又距城垣极近，至太平不远”，位置险要。曾国荃攻克此处后十分高兴，向兄长感叹“此乃天意怜我军之苦，以无意而得之”。而地堡城则在山脚处，“若得之，则用以潜攻尤易”，湘军“百计环攻”，终在5月30日攻占，地堡城位置更高更近，几乎碰到城墙的前面。

连续拿下两处要塞，湘军士气大振。曾国荃军在龙脖子山坡上架设了一百多门炮，开始夜以继日地炮轰南京城。一发发炮弹呼啸着越过城墙，在城里的建筑和地面上开出残酷而绚烂的花朵。在火炮掩护下，曾国荃的地道越挖越长。正当湘军上下奋力攻城时，李鸿章决定派20余营前来助攻的咨文送达地堡城外行营，曾国荃拔剑在手“传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

世人皆知，南京是曾国荃的“禁脔”，是曾国荃的“卧榻”，不容他人走近，亦不容他人染指。识时务的李鸿章一再表明无意与曾国荃争功的态度，但在曾国荃看来，同样是一种催马奋蹄的激将之言。

曾国荃在同治三年春夏之交，于烈日炎风、伤亡枕藉之中，向南京城发动不间歇的攻击。一日凌晨，李秀成率领数百人从太平门闪电出击。沿城根进攻湘军地道处营垒，企图破坏地道；又派数百人着湘军号衣，从朝阳门冲出，持火延烧。由于连日激战，湘军困乏至极，“夜深几为所乘”，但还是将太平军逼回城里。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洪秀全却在轰隆隆的炮声中病倒了。

天王生了十天的病，因为不肯服药，日趋严重。其子洪天贵福谈及父亲的病状时，也茫然无所知。但从他的交代中，也可寻到来龙去脉。他说：“父亲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有人据此推断，洪秀全的肠胃消化道功能就是这样一天天吃坏的。

洪秀全这一年刚满五十二岁，或许是因为南京城里的生活太过安逸，这个身材高大的南方人，略显肥胖的身躯被龙袍紧紧地裹着。他从来就是凭自己身体坚强的防疫力对抗疾病，也滋长了他麻痹大意的心理。他相信上帝，相信自己，却从不相信医生。一个长期浸淫于虚妄教义之人，会赋予自己无所不能的特异功能。

曾国荃的军队将南京城越箍越紧，让人喘不过气的天京危机，让躺在病榻上的洪秀全陷入恐惧与不安中，促使其病情急剧恶化。城外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声，像是来自天堂的追魂炮。大病不治，讳疾忌医，洪秀全在病床上躺了十天后，终于从南京城这座“小天堂”走进了“天堂”。

《晚清军政启示录2：帝国命运的决战》，宗承灏著，现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