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宗

义犬渐渐远去，金猪又来拱门，农历己亥猪年到了。中国的农历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若干个时间节点、若干文化元素和若干文化单元的组合。

过年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就拉开了帷幕。腊月二十三这天，千家万户都要把灶神从天庭迎回，好吃好喝，不敢怠慢，最穷的人家也要买几块糖堵灶神的嘴，谓之曰“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漫长的封建社会，小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神灵保佑，虽然让人屡屡失望，大概也只能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直到今天祭灶文化依然扎根于现实社会。时下，人们批评犯有“四风”问题、吃拿卡要的干部是“属灶王爷的，谁家的灶台他都上”，是何等尖锐、深刻、形象。如此，中国悠久的年文化便和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实现对接。

过年的高潮在除夕之夜和大年初一。除夕，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贴对联、贴福字、贴门神，挂灯笼，其俗也逾千年以远。写福字、贴福字，从宫廷到民间皆盛此俗。皇帝皇后写福字赠宠臣，谓之“赐福”。到清朝时不仅历代皇上写福字，连末世的慈禧太后也是写福字的高手。过年的福字有五重含义：“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写福字、贴福字，兹事体大，但恭王府的管家在贴福字时一不小心贴倒了，恭亲王本来要责难他，但管家机灵善辩，“回王爷，福大命大造化大，福到了！”恭亲王转怒为喜，反而赏了他五十两纹银。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附庸风雅，福字专门倒贴，也便由他去。但还有人倒贴福字，尚觉不足，在写“招财进宝”时将财字横写，谓之“发横财”，则令人不舒服了。拜年时人们抱拳施礼：“恭喜发财”，但愿不是“横财”。

贴门神则更有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地域不同，个人爱好不同，门神的选择和造型各异。多数是钟馗、关羽、秦琼、尉迟恭等等。在音乐之城河北武强县的西洋乐器小镇，钢琴、提琴、黑管等西洋乐器年产值上亿元，农民西洋乐队在春节期间演出，场场爆满，收入不菲，那里的农家小院大门上的门神也是秦琼、尉迟恭，但不是握剑举鞭，而是手挥五弦，或手捧一把地道的小提琴，一副小提琴手的姿态，“中外结合”得真可以！年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渐渐嬗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人说年味淡了，其实不见得，年节之隆重、之盛大，一如既往，远方游子虽千里万里，都要赶到故乡父母身边吃年夜饭。除夕夜的炮声一如鲁迅笔下鲁镇上空炮声，只是人间已换，当然时下都市已禁炮，倘不禁炮，刹那间PM2.5就能爆表。年夜饭比任何时期的年节都丰盛，除水饺，还备时鲜菜肴，美酒，果品。

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所以常感叹“年味淡了”，是因为平时“天天过年”，也就比较不出过年有什么特别。依笔者看，现在反倒是年味更浓了，只说一事，过去除夕夜时家家户户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节目，现在除看春晚、守岁，家家户户的人还要握着手机发信息，为亲朋拜年祝福。连农村大妈们也握着儿女孝敬的智能手机，看个不停，不时说“电视看累了，给群儿里的老姐妹发个拜年微信”。那神态，煞有介事。此时此刻，神州大地的上空，数以亿计的拜年电波，带着城乡百姓的祝福和心愿飞向四面八方、五洲四海，覆盖全球。

过完除夕和大年初一，年节远未落幕，正月初五是“崩穷”，规模依然了得，从凌晨至深夜，炮声连天。崩穷，送穷之俗，隋唐时期已盛行，《夷坚志·补》卷十一载：“正月初五剪纸为妇人，弃路衢，曰送穷，行者拾归奉，曰娶富媳妇儿归。”在古代朴素的辩证理念中，认为穷富可以转化，表达了治穷致富的美好愿望。唐代文学大家韩愈写过著名的《送穷文》，具体说有五穷：一智穷，二学穷，三文穷，四命穷，五交穷。中国人崩穷、送穷久矣，到2020年，将有7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整体脱贫，加入到全面小康的行列中来。

正月十五是年文化节点上的最后一个高潮，谓之“元宵节”，俗始于汉，太尉周勃勘平诸吕之乱，恰在正月十五。文帝刘恒定于正月十五日“与民同乐”岁岁庆祝。正月为“元月”，夜晚称“宵”，正月十五便称为元宵节。是夜张灯结彩，鱼龙竞舞，万人空巷，皇室也倾宫出动，堪称中国最古老的狂欢节，两千多年间，庆元宵的方式虽有变化，但节日不衰。北方舞狮，南方舞龙，皆是高手参与，两支狮队、龙队可以竞争角逐，一决高下，煞是热闹。除舞狮、舞龙，北方太行山区的拉花，张家口坝上的打树花，也极富地方特色，都算得上地域文化。

年是民俗，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印在山川大地，也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金猪拱门又己亥，大家猪年吉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