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羽/文

最后是陈老莲画孙二娘。

陈老莲画孙二娘，令人绝倒（见《水浒叶子》）。这娘们儿不拿杀人刀，却拿绣花针做起刺绣来了，母夜叉成了淑女，大奇！陈老莲没读过《水浒传》？难道不知这娘们儿在十字坡干的勾当？

再看画跋：“杀人为市，天下趋之以为利。”与那画中正在刺绣的娘们儿，更是驴唇马嘴，文不对题。

越看越糊涂，越糊涂越想看，看着看着，忽地想，刺绣就是女人干的活儿，孙二娘是女人，她没成为菜园子张青的浑家之前八成也拿过绣花针的。可这个娘们儿是因了什么放下绣花针拿起了杀人刀？画跋作了回答：“杀人为市，天下趋之以为利。”

陈老莲画孙二娘，是先把观众弄糊涂，又让观众从糊涂中再明白过来，这么一折腾，就更明白了。《水浒传》只让人明白了孙二娘是杀人的母夜叉；陈老莲让人更明白了孙二娘是怎样由良家妇女成了杀人的母夜叉。恽南田说过一句话：“惟画理当使人疑，又当使人疑而得之。”深有感于是言。

以上四例，《张三郎》《孙二娘》就习惯说法，是“写实”的画法。《王熙凤》则是逸笔草草的写意花卉。《灶王爷》是戏台上的小丑儿。就绘画样式看，其差异不可谓不大。

再看四大看点：一个大男爷们儿嘴里叼着一枝鲜艳的桃花的张三郎，不拿杀人刀却拿绣花针的孙二娘，一张大白脸上套着一张小黑脸的灶王爷，成了尖尖红辣椒的王熙凤。如若给以评语，借古人的书面语：“大奇”。借洋人的话语：“陌生化”。我们的习惯说法是“夸张”。一言以蔽之：异于常态。异于常态必定令人一惊一乍，必定令人思摸、急于知其所以然，而更要劲儿的则是又能令人依照着其所暗示的方向去思摸去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刘熙载在《文概》中所说的“一语为千万语所讬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说句土话是“四两拨千斤”。

从以上四例可看出这类艺术形象不是来源于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模仿，而是利用生活经验中各种印象的交互杂糅与作者主观的或理或情或趣的混合物。这就是顾恺之说的“迁想妙得”。而“迁想妙得”必然要牵涉到绘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去突破绘画所受制于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的问题。这一点，恰如上面所说，仅靠绘画技法难奏其功。这就要在思维上敢于越出绘画框框，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不落方隅，甚至不择手段，“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唯如此，庶几可望“变隔为不隔”“使不巧为巧”。

就上四例，又可看出“笔墨”与“写意”到底是何关系。前些年的“笔墨”是否“等于零”之争，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现在谈论中国写意人物画，更绕不开这个问题了。对“笔墨”，我作如是看：

姑且以第二个“或曰”的解释来看一看“笔墨”是否“等于零”。“线条”就是用毛笔蘸了墨在纸上勾画出的黑道道儿。石鲁说这黑道道里有“意、理、法、趣”。“意”是命意，“理”是义理，“趣”是情趣，“法”是笔墨运行的方法。除了“法”字，意、理、趣均是抽象思维的主观物，换言之，也就是画家头脑中的产物。这抽象物之所以能让人感受得到，是由于画家凭借着笔墨运行之法，从所勾画出的黑道道儿（线条）里所显示出来的。所以石鲁才说，这黑道道里有“意、理、法、趣”。

但问题是，假如那位画家的头脑中尚未有“意、理、趣”呢？或者他头脑中已有了“意、理、趣”，不幸的是他还没有能力从生活中捕捉到适以容纳这“意、理、趣”的物象呢？在这种情况下，纵使他将笔墨之法运行得纯熟，又将如之何？依我看“笔墨”是否“等于零”的答案，关键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笔墨（或曰线条）是道？是器？阐微探幽，非我辈所能。我说，与其说笔墨（线条）能显示“道”，毋宁说能显示“美”。因为“线条”最能唤起人们与美有关的生活经验与想象，你看古今人们赞扬线条的言辞：刚劲、柔韧、飘逸、疏朗……哪句形容不与美感有关？仅就这一意义来说“笔墨”也不完全“等于零”。

以上四例，应该说有助于以圆此说。（韩羽，画家、作家，现居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