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陆涛/文

1972年底到1982年，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大山沟里当兵。那时我们的军营生活始终弥漫着浓烈的戍边味道，部队住房一直要求是“散、山、洞”——分散，依山而建，掘洞而居。走路时，一不留神会踏到人家“房顶”上去。这种“穴居”式建筑于人倒无大碍，不习惯的是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当地的田鼠。

当地田鼠个头很大，尺把长的常见。战士们住下以后，盖房开山打洞，荒寂的山沟热闹起来，悠闲自在我行我素惯了的鼠们就有些不习惯了。

我在师政治部当干事那会儿曾闹过一次鼠乱，饭堂、粮库、办公室、宿舍，成天都有田鼠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雪白的大米常常要混杂一些黑色的“米粒”，调皮的小耗子有时还把面袋咬破了钻进去，在里面折腾够了爬出来整个变成了“白鼠”。

我当时住在宣传科仓库的外间，仓库里没别的，堆满了书。每每夜深人静，便听见鼠们的一排排利齿在书页间游走，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常常伴我读书写作到东方欲晓。有天深夜我正在看书，一只尺把长的田鼠挺着肥胖的身子从仓库走出来，旁若无人地爬到痰盂上，低下头贪婪地喝起水来。这家伙看来是吃干的太多渴坏了，我跺着脚吆喝它，半天它理都不理。等我找了根棍子撵它，它才不慌不忙地跳到地上，仰起尖嘴心满意足地打个饱嗝，慢条斯理地走了回去。

在边疆军营里，能够与人同居一“穴”的只有鼠类，因此，我们对鼠们一直持忍让态度。可这些家伙得寸进尺，太猖獗了，全不把我们这些军营男儿放在眼里，有时就超出了我们的忍耐限度。有一回，政治部买了一大包鼠药，库房、宿舍的墙角旮旯凡有鼠迹的地方全撒满了，果然就灭掉了鼠们的威风，鼠几乎绝迹了，偶有一只两只从房前屋后走过，也是东倒西歪半死不活像个醉汉，宣传科的几个年轻人看到了，大呼小叫着就把“醉汉”活捉了。

后来，政治部食堂养的那口大肥猪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一开始，我们一伙年轻秘书干事还挺高兴，以为这下肥肉片子该可劲儿吃几顿了。接着却听人说，这猪是在垃圾堆里吃了死田鼠中毒身亡的，而且那鼠药很厉害，俗名“药三代”，人吃了死猪肉也是难逃一劫，大家吃肉的热情便陡然冷了下来。不过，养口肥猪也不容易，平白扔了，食堂的同志们也心疼，于是就拉了块猪肉，送到山下市区化验了一番，后证明确实有毒，才忍痛割爱，把那口死猪深埋了。

这以后，就没有人再药田鼠了。我们穴居的营区里，田鼠又日渐多起来，昔日人鼠同居的状况又慢慢有所恢复。后来，师机关盖了新大院，司令部、政治部搬到一起同吃同住，我们也告别“洞穴”搬进了有着水泥地面、带走廊、带卫生间的营房，告别了朝夕相处几年的鼠辈。记得搬家那天，当我们走出洞口回首向居住多年的宿舍告别时，却见宿舍门口不知何时来了好几只田鼠。鼠们一双双小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过来，尖嘴巴“唧唧”地轻叫着，像在向我们行欢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