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今年5月，宁波海曙区检察院委托统计事务所开展专项社会调查显示，95.7%的受访者认为广告推销电话对他们而言已成为“骚扰电话”，认为“影响很大”和“影响较大”的受访者合计比重高达81.6%。检察官督促解决问题，宁波市通信管理局答复是“对骚扰电话进行处罚，目前尚无法律依据”。（25日《检察日报》）

骚扰电话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在各地，治理广告推销类骚扰电话的职能部门是通信管理局。今年1月有宁波市民质疑通信管理部门是管不了还是不作为？宁波市通信管理局回复称“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骚扰电话进行定义与处罚的法律法规”。而面对检察官督促解决问题，该部门说法依然是“无法律依据”。

目前治理骚扰电话真的没有法律依据吗？事实并非如此。媒体梳理出《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就与骚扰电话相关，可作为治理的法律依据。另外，骚扰电话也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11条，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处罚。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骚扰电话进行定义与处罚的法律法规。但如果有关部门下决心治理骚扰电话，现有法律法规完全可以作为依据。而几个月前，楼盘推销电话骚扰宁波120被媒体关注后，宁波市通信管理局约谈了问题企业，并停止所有问题电话号码的接入服务，应该也是依据了相关法律法规。换言之，“无法律依据”从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但梳理相关法律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借口。

当然，通信管理部门的这种借口，也提醒立法部门针对骚扰电话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既明确骚扰电话的法律定义，又明确骚扰电话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罚力度，同时还要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并把监管情况纳入相关考核范围。鉴于骚扰电话涉及多部门职责，有必要建立长效联合治理机制。

目前，治理广告推销类骚扰电话的职能部门虽然是通信管理局，但从相关法律规定来看，涉及工商等多个监管部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只是质疑通信管理部门是不够的，相关监管部门都需要反思自己在治理骚扰电话、垃圾短信中的角色定位，审视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

很显然，治理骚扰电话首先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和法律规定积极作为，对于各方投诉、反映的问题严格依法查处。其次，需要公众积极投诉骚扰电话，为监管执法提供线索。另外，也需要立法部门针对骚扰电话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骚扰电话变成社会公害是集体纵容的结果，从监管者到运营商再到用户，都没有从各自角度坚决对骚扰电话说“不”。所以，集体纵容的结果就需要“集体治疗”。既然从技术上说治理骚扰电话并不存在难度，那么就只剩下严格监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