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禾刀

在西方接触中国瓷器方面，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不能不提及。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7年的中国游历。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自此欧洲人才有幸接触瓷器。8年后，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进一步描述了在福建德化窑的制瓷见闻，“刺桐城(泉州)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马可·波罗，才掀起欧洲人对瓷器的狂热，也揭开了欧洲人四百年摸索瓷器制作工艺的漫长历史。

另一起当然要数“克拉克瓷”。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当东印度公司把这些瓷器运到欧洲拍卖后很快引起轰动，这批瓷器因查无产地，故被命名为“克拉克瓷”。

通过陆路抵达元朝的马可·波罗，穿行的正是后人所称的丝绸之路。而装载大量瓷器的克拉克号更可能走的海路。某种意义上，中国瓷传入欧洲路线与今天的“一带一路”走向不谋而合。

作为白瓷的忠实拥趸，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历时18个月，先后走访了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三大世界著名瓷都，在本书中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了旅游札记、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

中国瓷在欧洲曾被称为“白金”，虽然欧洲人梦想像中国人那样制瓷，但直到1708年1月15日，长期被奥古斯都关在城堡地下室里的德国炼金师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才研制出欧洲史上的第一个白色硬质瓷。资料表明，马可·波罗关于瓷器制作的文字令波特格尔获益匪浅。另一位为欧洲制瓷做出“卓越贡献”的当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1712年，在景德镇“潜伏”7年之久的殷弘绪向欧洲耶稣会奥日神父寄了第一封万言书。他这当然不是汇报“本职”工作，而是详细披露了制瓷工艺。1716年，《科学》杂志原文发表这封万言信，中国制瓷界坚守了千多年的秘密，就这样被欧洲人一文不值地公之于天下。还是这位挂羊头卖狗肉的殷弘绪，发现自己的第一封信对欧洲制瓷没有太大帮助后，10年后再接再厉又发回一封万言信，这次他谈得更细更深更全，简直就是一本制瓷百科全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超级间谍殷弘绪矢志不渝的努力下，中国瓷在欧洲终于生出了孪生兄弟，并迈上蓬勃发展之路。1793年，当英国大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时，居然把韦奇伍德瓷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坐井观天的乾隆对此自然不屑一顾，被其一同锁入库房的还有上千件打着工业革命烙印的最新成果。

不无讽刺的意味是，在写到殷弘绪时，德瓦尔极尽溢美之词。殷弘绪偷走了中国制瓷工艺，德瓦尔却以“这位勤学好问的神父”称赞，并狡辩“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但真正的主题是同情”。在殷弘绪一再向欧洲详尽披露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内幕时，欧洲知识产权保护已渐成气候：英国在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1709年制定了《安娜女王法令》；法国也于1857年颁布实施了《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波特格尔瓷诞生后，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知识产权保护。

无独有偶，除了白瓷制作工艺被盗外，曾为西方人倾倒的中国茶叶，也因一个叫罗伯特·福钧的英国人盗走了树种和制作工艺而一落千丈。在极度看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每每提及盗取中国瓷和制茶等技术时，流露的居然是一种恩赐之情，而非对历史的愧疚。

单从中国瓷流入欧洲来看，模仿与山寨并非中国人的特产。德瓦尔也承认，“早期的欧洲自制瓷器深深打上了‘东风西渐’的烙印”。就此，英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的休·昂纳在《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则指出“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休·昂纳认为17世纪始欧洲刮起的“中国风”，本质上缘于一种想当然的夸大想象。

受制于交通阻隔，当年中欧间不可能真正做到时通有无，夸大想象并不奇怪。极为郁闷的当是，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繁荣，反倒成为西方列强后来侵略中国的重要通道。古今对照不难发现，今天的“一带一路”之所以一经推出便拥护者云集，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四个字，即“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