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是一代文学巨匠，是与鲁迅齐名的中国现代文坛大师级作家，创作的《蚀》三部曲、《子夜》《腐蚀》《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泽被后世；他是著名的编辑家，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文字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奉献与努力；他临终前，捐献自己的25万元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

11月19日，“茅盾文学奖之夜”颁奖活动在茅盾先生故里浙江桐乡举办。让我们走近这位“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记住他为文坛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他身后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

精彩书摘

茅盾传（节选）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和以前一样，把培养、鼓励青年作家，作为自己的分内工作，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作家们的创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评论过的作家数以百计，扶持过的作家也不在少数，这是茅盾在新中国文化部部长的位置上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以前的不说，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中，就有不少是被茅盾提携评论过的，如王安友、峻青、林斤澜、杜鹏程、李准、王愿坚、丁仁堂、茹志鹃、管桦、王汶石、权宽浮、肖木以及申蔚、勤耕、绿岗、乐天、穆寿昌、田军、麦云、张弓、范乃坤、车如平、傅绍棠、吴华夺、李魂、欧琳、刘克、杨旭、邓洪、费礼文、胡万春、万国儒、申跃中、韩文洲、玛拉沁夫、冯骥才等，许许多多的作家，或多或少得到茅盾的关心和帮助，鼓励和评论。所以在新中国的文坛上，茅盾有“文坛保姆”之称。尽管这么多作家当中，不少的作家是昙花一现，现在的人们早已忘记其中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但是对当年新中国文坛来说，依然是无法忽略的。

“发现”茹志鹃

有一些作家因为茅盾的评论和提携，改变了人生命运，从而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比如作家茹志鹃，茅盾在评论《百合花》之前并不认识茹志鹃，在茅盾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告诉茅盾，茹志鹃是谁。茅盾只是读了1958年3月《延河》文艺杂志上的小说《百合花》后，才知道有个作家叫茹志鹃。茅盾也只是觉得人才难得，这篇小说风格清新俊逸，才写评论，才充分肯定这篇小说的。

据说，当时茅盾读到《延河》文艺杂志1958年3月号上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时，眼睛一亮，有着丰富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文化部长茅盾，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非常欣喜！

当他在5月12日读完茹志鹃的《百合花》后，十分欣喜地说：《百合花》“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肯定和高度赞扬《百合花》，认为《百合花》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连用两个“最”字来肯定《百合花》的结构和节奏感！至于人物形象，茅盾也给予高度评价：《百合花》里的“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同时，还以他丰富的审美经验，充分肯定茹志鹃《百合花》“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高度肯定她的创作手法，称赞《百合花》中“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地方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认为，茹志鹃写《百合花》时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两个方面结合得非常好，“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1962年五六月间，茅盾集中时间将全国1959年、1960年发表的上百篇小说读了一遍，以札记的形式写下了几万字的《读书杂记》，其中，茹志鹃又是十分幸运，她的《春暖时节》《澄河边上》《如愿》《三走严庄》《阿舒》《同志之间》六篇短篇小说进入文学巨匠茅盾的视野，茅盾对茹志鹃的这六篇小说每篇都有精辟的点评。

《同志之间》是茹志鹃1961年发表在3月号《上海文学》上的一篇小说，茅盾认为，这篇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巧妙安排的生活小故事，既渲染了急行军的气氛，也刻画了这三个人物，并且描写了经常闹意见的这三个人实质上是极其相互爱护的”。所以，茅盾说：“从塑造人物这个角度看来，茹志鹃取材于解放战争的作品更胜于取材于‘大跃进’时期的作品。”因为一代文学大师茅盾的评论，已经蔫倒的百合花又焕发青春，让处在人生低谷的茹志鹃又振作起来，成为新中国的著名作家。

给新中国的作家们巨大的鼓舞

茅盾在读过各地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之后，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丁仁堂的《嫩江风雪》、申蔚的《洼地青春》、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绿岗的《忆》、管桦的《暴风雨之夜》等短篇小说，给新中国的作家们巨大的鼓舞。

王愿坚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看到茅盾的评论惊呆了，“使我惊奇的是，文章分析得那么仔细，连我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这样一点最初的意念都看出来了，指出来了。他对那样一篇不满两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激动了。”

玛拉沁夫的《花的草原》出版后，茅盾在公务之余认真阅读，并且写了意见。玛拉沁夫读到这篇文章时，“愧不自容地哭了”！这样的感情，在当年的许多作家心里都曾经有过。敖德斯尔是蒙古族作家，在他成长过程中，茅盾同样倾注极大的心血，当年茅盾在读到敖德斯尔的小说时，同样还不认识他，只是觉得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需要国家大力培养，需要精心呵护。所以当时茅盾写评论，肯定敖德斯尔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欢乐的除夕》，认为“整篇是有风趣的，这是别有风味地描写了新人新事，有地方色彩”。

肯定林斤澜的写法

北京作家林斤澜，在1958年还没有出名时，他投给杂志的小说稿子一直被《人民文学》杂志社压着，杂志编辑部的编辑对林斤澜的写法吃不准，是否可以发表林斤澜的作品也有争议。

于是他们向茅盾请教，茅盾看过林斤澜的近20篇作品稿子以后，建议《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座谈会，后来，根据茅盾的提议，《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茅盾对于林斤澜的写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林斤澜有他自己的风格。这风格表现在练字、造句上，也表现在篇章的结构上”。从此，一个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林斤澜成为北京新中国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之一。

直到茅盾晚年，对文学新人的培养依然不遗余力，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给出版社后，出版社吃不准，也是由茅盾给予肯定之后才出版的。出版以后，果然引起社会广泛好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政治运动当中，作为文化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虽然对一些作家也有批评批判，尤其是青年作家，但开始的支持肯定是真诚的。

当年北京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刚刚冒出来时，茅盾马上给予肯定鼓励。1956年9月，茅盾曾经说过：“中国地大物博，大有人才在，通县不出了个刘绍棠？他的《山楂村的歌声》，我看不见得比苏联那个差。”

摘自《茅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