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融媒体记者

刘丽普

50岁的常丽（化名）话语平和，不疾不徐，只是聊起自己的身世时却不知从哪里开始谈起。多年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一直未弄明白：我是谁？我是哪里人？父母还在吗？亲人们还好吗……几十年来，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她像民警侦破案件，通过蛛丝马迹的线索，一点点地找寻、一点点地拼接零碎的信息，逐步还原另一个“自己”。

从2005年到现在，常丽多次抱着美好的愿望南下江南，寻找“我是谁”的答案，结果都无功而返。在此过程中，她结识了很多有同样经历的姐妹。她们感同身受，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抱团行走在不知何处是尽头的寻亲长路上……

零碎信息拼接出的身世

身份证上显示，常丽出生于1971年7月，1972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五被养父从江苏抱养，来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农村。此后，一直生活在这里。常丽说，养父一生未婚，收养她时已经40多岁。成长的岁月里，她虽然得到了养父所有的关爱，但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家境也不好，小时候的她还是感觉孤单，不够幸福。

常丽说，懂事时起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孩子，四五岁在村子里玩耍时，后面总有长辈们小声议论：“你看，这是XX家抱养的小妮儿，长得挺好，已经这么大了”。常丽说，他们声音很小，以为小孩子听不到，或不在意，其实自己能听得很清楚，听了也会伤心。

由于不断听到同样的话语，再加上自己家里的境况的确与周围小伙伴们不一样，幼小的常丽慢慢接受了“抱养”这个事实，但“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个愿望，长大了一定要找到亲生父母！如果我知道从哪儿来的，我会挨家挨户地去打问，直到找到他们。”

养父在世时，常丽从来没有正面询问过自己的身世，也不敢主动谈论这个话题。1994年养父病重和去世前夕，她特别想问问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抱来的，还有没有那边的什么信息，“但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常丽说，养父去世那年70多岁，她才23岁，还没怎么对养父尽孝，不忍心让老人伤心，便错过了最后的询问机会。“不过，那时候即便是知道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也不能立刻成行。”

养父去世后，没有了对老人的担心和愧疚，常丽便开始四处打听自己的身世。先是问她的几个姑姑，姑姑们都说不知道。“只要听说附近村子里谁家的孩子是抱养的，我就会去家里问问，是否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常丽说，十多年间，断断续续问过很多人，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后来，邻居奶奶给她描述了自己被抱回来时的场景，虽然不知道具体来自哪里，但常丽知道了自己是养父从南方抱回来的。当天与常丽一起被抱回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正月十五那天，正在包饺子时，你爹到家了，他很高兴，隔着不高的墙头，让我看看抱回来的小女孩。孩子妈妈买一顶红色帽子和一套黄色衣服，帽子上带着尾巴，尾巴上绣着花，都是新的，据说是你妈妈在汽车站买的。你妈妈还给你买了路上吃的炼乳之类的东西，回家时瓶子里还剩下一大截。”

常丽从邻居奶奶的转述中得知，家里当时有父母，还有奶奶，亲生母亲当时很年轻，也就二十七八岁，母亲送走她的时候，还哭着追了很远……这也是常丽听到关于自己身世的最详细最有现场感的描述。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常丽从一老乡处得到信息，“这家人本计划与养父一起南下抱养小孩的，但他家的介绍信没有办理好，没能同行。这家的阿姨说，我和她家孩子都是从溧阳抱回来的。”常丽说，还有一位老人告诉她，她的老家可能是溧阳东南十华里的一个村子。

接下来，在民警办案般的顺藤摸瓜、层层推进的找寻中，常丽找到了一位最有可能知道具体信息的人，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得想要的结果。“有几个抱养孩子的信息都是从她那里拿到的，但那位老太太到死都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地址。”常丽说，她多次带着烧鸡去看望这位老人，但“老人大概是出于保守啥秘密的道德底线吧，愣是没有说出来”。

真实而又遥远的“团圆”

但不管怎样，常丽终于知道了自己来自江苏溧阳，这让她在一片迷茫中看到了大致的方向。2005年春天，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在丈夫和孩子的陪伴下，常丽踏上了前往江苏溧阳的寻亲之路。

由于缺乏精准信息，常丽这次寻亲并没有特别的目标和规划。他们先后去了溧阳市民政局和几个派出所，但没有查询到进一步的信息，只好失望地回到了邯郸。

20多天后的五一前后，常丽接到了来自溧阳的电话，说有疑似她家人的信息。于是，常丽第二次南下寻亲，但结果依然是没有结果。

2006年，常丽第三次去溧阳寻亲。“这次，我买了溧阳地图，租了一辆自行车，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打算骑自行车到溧阳东南那一带去找找。”常丽说，在走访的过程中，她认识了当地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孩子也被领养到邯郸了。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让这对老夫妻对她十分亲切，建议她住家里，不要无目的地寻找了，留下资料，他们帮着打听。后来，这对老夫妻还在当地的电视台上帮常丽发布过寻亲信息。

三次南下寻亲的经历，让常丽感觉找到亲人太难了，没有具体目标，就等于大海捞针。但常丽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她加入了相关的寻亲群，随时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2019年3月，也曾参与血样采集，并将血样存入苏州大学基因库，期待着与家人DNA比对成功的那一天。

与常丽一样，邯郸的彩英（化名）也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孩子。不同的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环境，而且有哥哥姐姐，小时候阳光快乐，长大成年后各方面也很顺畅。“唯一想做的就是弄个明白，我到底从哪儿来的？”彩英说，虽然年过半百，总感觉自己活得不明白。

出生于1971年的彩英，从2016年开始加入了多个寻亲的群组，也进行过血样采集保存在苏州大学基因库 。其间，她曾先后四次去江苏江阴、溧阳等地寻亲，有一次正值身体不适，是架着双拐、在大家的帮助下前往的。

“养母对我与亲生孩子无差别，我也不忍心让家人担心。养母去世后，2016年才开始打听自己身世，最后还是养父不经意地提到我是从溧阳来的。”彩英说，得知来自溧阳后，一位寻亲的姐妹帮她在当地民政部门找到了被领养时的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显示，1972年6月，养母通过三级证明信领养了一名叫“杏芝”的女孩，并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

常丽和彩英知道了来自江苏溧阳，但寻亲同样是大海捞针。一次次希望与失落交替中，进退失矩。失落之极想放弃的时候，又安慰自己权且当“再出去旅游一次”；嘴上说要退群，可心里又唯恐错过寻亲群里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刘平的妻子吴香婷先后七次陪丈夫去江苏寻亲，第七次从江苏返回时，夫妻俩都绝望了。“我们当时流着眼泪说，苏州，再见了！以后再也不来了！”说起寻亲往事，吴香婷禁不住哽咽起来。可喜的，他们夫妻很快就有了第八次苏州之行，这次是寻亲成功——认亲。

与常丽和彩英相比，1976年出生的张书红就显得幸运一些，今年公安部部署和深入推进“团圆”后，张书红就在邯郸当地公安部门采集了血样，后经过DNA比对，很快就找到了远在江苏溧阳的父母。“平安常州”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张书红7月3日与家人相见的过程，全家50多人举着牌子、抱着鲜花迎接失散44年亲人的场景，让所有人为之动容。张书红也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日思夜想的“团圆”真的实现了。

张书红认亲当日，常丽和彩英也在现场，她俩感动、激动之余，更多的是羡慕。“只有我们自己找，希望渺茫，如果送养孩子的父母们也参与血样采集，我们找到家人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彩英感慨道。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勇国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寻亲成功需要双方的共同意愿——这些年来的成功率只有5%-6%左右，找到的是少数，找不到的是多数。

今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5月，公安部对深入推进“团圆”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争取让更多的家庭团圆。

张书红和刘平的就是这次“团圆”行动的受益者。邯郸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化大队长徐海波介绍，开展“团圆行动”以来，邯郸市公安局找回历年失踪被拐人员67人，其中，跨越时间最长的就是刘平的，61年后才找到亲生父母及家人。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206起，其中失踪被拐超过20年的有1205名，超过50年的95名，超过60年的有22名。

今年6月，常丽、彩英及一起寻亲的20多人，都在邯郸公安部门进行了血样采集，他们也期待着在这次“团圆”行动中，实现团圆梦。（下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