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代表作家的弋舟，出生和成长于西安，著有长篇小说《蝌蚪》《我们的踟蹰》，中短篇小说集《刘晓东》《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多部。获得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书写成长，描摹时代”——访弋舟》。
常常凭借一个词的读音 便生出写作的冲动
《瞭望》：你的小说喜欢用“憔悴”“踟蹰”“徘徊”“蹉跎”这些词汇，当然还不仅仅是词汇，你在描写人物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描摹人物的精神状态，复杂而且迟疑，你是如何从个人经历和思考中提炼写作资源的？
弋舟：写小说即是写语言，这话也是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千百年来，中国人那些复杂难言的个体经验，那些一咏三叹的生命感悟，就是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准确而具有审美意味地附丽，它们概括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成为了民族精神世界内在的况味与密码，这些词汇大多不是斩钉截铁的，它们有犹豫感，有不确定性，却饱含着中国式的分寸与体面，这些都非常符合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它们惆怅，但哀而不伤，有智性之美。当我从个人经历和思考中提炼写作资源时，正是在我们伟大的词库中“找词儿”的过程。
我对音韵有着特殊的敏感，常常凭借一个词的读音便生出写作的冲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我在武威街头看到一座雕塑，塑造成钱币的形状，被称为“凉造新泉”，那其实是当地出土的古钱币的名称，但“凉造新泉”这四个字却在一瞬间打动了我，一个新的短篇小说构思也由此产生。
《瞭望》：你的小说写年轻人的情感有着不一般的创痛，“我在求生，你在游戏”，写出了时代和社会的多元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有人称之为“时代气质之下的个体忧伤”。在小说中如何将个体与时代形成映照？
弋舟：没有任何个体的悲欢可以逃脱时代给出的基本限定，“普世的况味”是文学作品产生共鸣的条件，也是衡量文学作品品格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常识，我们竟常常罔顾。写作者的确存在这样的风险，过度沉浸在某种不能被人理解的自我之中，拧巴，封闭，沾沾自喜或者自怨自艾，在自说自话中完成自我的神化。但我们又不能以此忽略时代之下个体的精神吁求，所谓见微知著，正是文学的要求。
如何将个体与时代形成映照，这挺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我有一部分作品，在命名上就做着努力，譬如《我们的底牌》《我们的踟蹰》《所有路的尽头》，这些篇名以“我们”和“所有”的名义书写一个个具体的人：你写下的张三和李四就身在你所在的这个时代里，他们是与你休戚与共的，是与你共同构成那个“我们”中的一个。
在将近而立之年 我才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
《瞭望》：你专业学的是美术，是什么促使你放下画笔专注于小说创作？最初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弋舟：如今我越来越难以十拿九稳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我的经验，个人生命的轨迹，实在是难以给出某种“自我决断”的路线图，就是说，那不是“选”出来的，更像是“被选出来”的结果。
如果将写作这件事以“个人书写史”来追根究底，那几乎可以追溯到童年了。我在小学获得过市里作文比赛的奖项，这可能给了我某种能力的暗示；大约在十三岁的时候，向《收获》投过稿。
在将近而立之年我才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彼时一个重大的事实是千禧年即将来到。这完全是一个“时间”的事实，于是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就出现了：是时间，是天性里对于时间的敏感，敦促我写起了小说。而将一件事情的缘起交由时间之因，这本身就像是在诉说命运吧。
《瞭望》：你出生和成长于西安，但却并不能把你归为“西部作家”，你写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地域这个对于许多作家都难以忽略或者说难以逾越的框架对你似乎影响不大，你是如何突破地域特征的？
弋舟：如实说，这里压根不存在“突破”，我只是囿于自己的局限。我的祖籍在江苏，父亲一辈才来到西北，举目无亲，这导致我完全没有乡土与故园的经验，自然也无从依循“乡土逻辑”。我尊重那些具有自己特殊经验并且有能力充分表达出来的同行，我也尊重自己的“局限”，恰是这样的“局限”，才丰富着我们文学的边界。一个生长于西部的作家，不再能够被“西部文学”简单地框定，这已经是在彰显着文学版图难以被物理化丈量的无限性。
《瞭望》：中国作家以写农村居多，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在书写农村经验，而你的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经验。作为一个城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你是如何看待城市文学的？
弋舟：这首先也是基于我自身的经验所限，我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经历。如今城市的兴起，之于我们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城市文学的兴起，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文学经验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简单地移植与套用，风险巨大。所以，还是要回到感受中来，回到我们的“特殊性”之中。 （据新华社）
一个好的作家 应该有着过不完的青春期
《瞭望》：你写了不少关于成长的小说，似乎为你们那一代人画像，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主题？
弋舟：成长的过程是时间的踪迹，而对于时间的敏感，在我看来算是一个好作家根本的能力。如果要我细数启发过我的作家和作品，我会发现，原来都能以“时间”的名义确立——《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不折不扣的成长小说，它写成长，写时间，《红楼梦》何尝不是呢？同样是写成长与时间，甚至《西游记》也可作如是观——一只猴子的成长史。当代作家中的余华写过《在细雨中呼喊》，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这部作品就刺激过我的文学冲动。
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着过不完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不仅是人生的，也是文学的。
《瞭望》：你的三个中篇《等深》《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主人公用了同一个名字：刘晓东，从标题看这三篇小说似乎就构成了某种完整性，结集出版时直接用了“刘晓东”作为书名，也成了你的代表作，这是有意为之吗？你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写这些小说的？
弋舟：三部中篇同一个主人公，显而易见，这是“计划”的产物，结集时以“刘晓东”来命名，大致表达出了我创作时的企图，那就是要写“人”，写时代中的“人”。这种命名集子的方式不那么讨巧，刘晓东——一个司空见惯的中国男人名字，当时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朋友们和出版方都有异议，但我顽固不化坚持用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和体认，最终都要回到对“人”的塑造上。写作刘晓东这个系列时，正是基于这样的冲动，这个名字的普通和平凡，多少兑现了我想要写出某种普遍性的愿望吧，他泯然众人，却成为了你我。
聚焦于“人”，感同身受的写作心境会尤为突出，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有着一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审判，不粗暴地将诸多疑难杂症推诿于时代，推诿于社会，而是自觉地推己及人，先从个体做出自我拯救的努力。或许与我自身的精神状况也有些关系，当时心里充满了自我否定，通过写作，我也的确得到了内心的治愈，觉得内心某些隐秘的东西得到了部分的清算，身心获得了相对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