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虽说还是春寒犹厉时节，可在空气中已经令人感到一种暖融融的气氛了。我们北师大的一些同学在看了一个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之后，都感到非常振奋。从他们演出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等方面来看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很受鼓舞。后来又听说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是这个团的领导之一，我们对这个团就更有一种羡慕之情。一天，有位同学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个文工团正在招收新团员，于是我们十来个同学当时就决定去报考。测试非常简单，我们都被录取了。记得当时我被告知，3月24日报到，自带行李，要在文工团里住，到时会有车来接。

这个文工团是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全名叫“华北人民文工团”，隶属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去报考的那天，我看文工团里的同志，不论男女老少，都穿一身灰粗布的制服，显得很精神。而我们当时在学校多穿旗袍，很少穿长裤（只有上体育课时才穿）。为了别太特殊，我用家里仅有的一块黑咔叽布做了一套制服，准备在报到那天穿。一切准备就绪，报到的日子也到了。

那天，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接我的车，有些坐立不安，听到有人告诉说：“车来接你了！”我赶紧跑到大门外一看，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接我的“车”竟是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这是当时文工团里唯一的交通工具），赶车的小伙子也是从解放区来的“红小鬼”。他非常客气，帮我把行李放到车上，而我这个城里人第一次爬上了毛驴车。“坐稳了！”小伙子手中的鞭子一甩，轻轻地吆喝一声，我们的车便启动了。小毛驴一路小跑，“踢踏踢踏……”那均匀的节奏敲击着北平城的柏油马路。我靠在行李上，心情特别激动。我想，要记住，我是这样走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我们报到的人先到了那时的团部，地点是在西堂子胡同1号——一座很讲究的小洋楼，后边还有花园。听说那里原来是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的公馆。文工团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根据我们几个人的情况——有学声乐的，有在学校业余剧团的——将我们都分到戏剧部了。那时，我听说文工团还有音乐部和一个管弦乐团。

戏剧部又在另一个地点。当时文工团之所以住得那么分散，是因为刚进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大房子，只好临时找些空房住下。戏剧部在东华门大街19号，那里原来是一座大饭庄，坐北朝南，门口是高台阶，进门是个四合院，有一排北房、东西厢房和南房，房间都很宽敞，屋外四周还有很宽的走廊，中间有个不小的天井（后来这里搭了凉棚，我们集会、排练都在这里）。东边还有一个跨院，这些房间都被打了隔断，也许就是原来的“雅座”，这样就可以住下不少人了。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先住进来的同志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穿着紫红毛衣的小伙子，跑来帮我们提行李，安排住处。那时由于床还没买齐，男同志一律打地铺，住在大北屋；我们几个女同志分别住在东西厢房，屋里是有床的，算是优待了。当时，我心里很纳闷，这个穿紫红毛衣的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看他那身打扮，显然不是刚进城的“老”同志（这个“老”，只是区别于我们新来的同志，那些“老”同志其实也很年轻），可他又俨然以团里的主人身份在接待我。把我们都安排停当以后，这个小伙子才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我心想，这名字用的字真有些特别。后来大家聊起来，才知道他也是新来团里的同志，只不过比我们早了一个月而已。现在回想，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在那一色灰布制服当中出现的那身紫红毛衣。据他自己说，那件毛衣是在旧货摊上买的便宜货。那时他是穿着一件棉袍到团里报到的。一到，就急着想和老同志学扭秧歌，打腰鼓，穿着棉袍实在不方便，脱掉它就只有这件毛衣了。他开始也觉得有些“各色”，再一想，“解放了”，穿什么不行啊，于是就大模大样地穿了起来。开始，我以为和是之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49年，后来我们聊起来才知道，原来早在解放前，大约是1944年，我们就见过面，只是印象不深。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著，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