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融媒体记者 宋燕

“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李修文说。

在新书《致江东父老》里，李修文记录下很多典型中国式面孔：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作者写下他们，写下力量、勇气、情义，一如李修文在自序中写到的：“在春天的黄河边，当我回过头去，看见渡口上长出的花，看见更加广大的人世，不由得再一次决下了心意：那些被吞咽和被磨蚀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

在《致江东父老》里，李修文的山河既是自然的山河，又是令人悲喜交加的山河。它们不是文人笔下闲适的小桥流水、晓风残月，而是古道热肠，是西风瘦马，更是天涯路上那些断肠人。在李修文这些作品中，有铺天盖地盛开的油菜花，冒着香气的甘蔗林，轰隆隆作响的冰河，风雪弥漫的祁连山。它们是威严的庄重的，这样的山河不是用来赞美的，这样的风景也不是用来歌颂的，它们只是作为见证者而存在。见证一个个困顿的生灵，见证这尘世的艰辛悲苦，见证生命个体身处逆境中的向死而生。

阎连科评价：“当散文家都在各行一路，李修文却偏把这诸多的一一汇聚起来了——思辩、情感、民间，戏剧与古典，对底层生活的焦虑和对世界的独思。简洁而韵律感极强的文字、深沉的思考，不仅体现了一种后天集成的丰富，而且展示了他面对人与世界时，令人惊惧并信服的天赋才华。”

做万千野草中的一株

记者：《致江东父老》中的作品相比《山河袈裟》，散文气息更加自由洒脱，视野更辽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的这些作品，其实仍然可以视作是《山河袈裟》的延续，和《山河袈裟》里的许多篇目一样，这些文章，也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

在这些作品里，我希望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简而言之，我甚至希望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也许我根本没做到，但我确实想写出些类似《古诗十九首》气质的作品——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确，坚实，静水深流，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正当之气，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风格，而是风格的源头，也不仅仅是个人美学，而是个人美学的源头。

所以，这就要求我必须有匹配的语言，过去，有一个“我”，往往忍耐不住，在叙事的进程里跳出来，现在，我则更希望这个“我”消失，做万千野草中的一株，做万千水流中的一滴，不去执迷奔突之声，而是更多地去伴随、去加入旷野山林的背景音，对，不是站出来宣告“我”在，而是这个“我”要去服膺于那些亘古流传的劳苦和美德，果能如此，恐怕这个“我”才能真正地浑然自足，真正地在众多水流里独自向前。

至于视野，我写的仍然是我曾踏足过的地方和我曾目睹过的人与事，如果有什么辽阔之处，这辽阔莫如说是狭隘——那可能是一种对于不值一提之人或事的强烈迷恋，再大的辽阔，我也得将其收窄在这个狭隘里。如果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记者：你多次表达对《楚辞》《古诗十九首》等古诗词的喜爱，大量古文的阅读对你写作的影响大吗？

李修文:影响当然至深，我是个中国人，我自然要读古书，诵古文，以此辨认我们自己的出处和来历。我们的情感和伦理构成，与他国体验显然是两回事，我明显觉得：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在今天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阔步向前，但是我们之所以身为中国人的那种不可被替代的东西去了哪里呢？越读古文，越去辨认自己的出处和来历，就越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一种可以笼统称为“现代性”的洪流已经将我们深深席卷了，可是，我固执地认为，我们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现代性”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写作，也将在漫长的时间里仍然深埋在这种未完成之中。

当然，我们也要格外小心，我们是否经常容易被“古代”囚禁？老实说，我讨厌那些晚明逸风，讨厌那些做旧的情怀，甚至讨厌某种对号入座的才子气，读古文，不能把自己读成古人，“传统”在今日之所以仍然能成为“传统”，首先是它在它诞生的年代里一定具备强大的创造力，抑或破坏力，面对古文，面对古代的作家，我最渴望的，其实是得到这两种力量的浇灌。

是虚构，也是非虚构

记者：您的作品写法非常独特，往往打破了虚构和非虚构的文体概念，这应是你有意为之？

李修文:“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这两句诗，我特别喜欢。这里既有我们承认的现实，也有对于现实的无力，承认它，本就是一种现实。所以，它是虚构，也是非虚构。

今日之世界，真实与虚幻，庞大与轻盈，那么多明显的分界都在重新撞击，重新汇合，重新构成，我们的体验日渐变得暧昧和难以言传，而“我”，那个作为写作者的“我“，成为了我们唯一可以确认的真实，无论事实如何，作品风貌如何，一个精神个体趋近真实的“我”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正所谓：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迫切地传达出这种感受，我以为是我们时代的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但是，要真正面对它，就要轻蔑文体，当真正的问题横亘于前，我们还在讨论真假，讨论“形散神不散”，这不就是“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吗？

被公认为非虚构作家的阿列克西耶维奇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走在大街上，多少长篇小说遗失在风中。”我以为，这句话的真意，绝非仅仅是在强调非虚构作品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它其实指明了其他文体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抢夺和侵占：小说的一部分功能，已经成为了别的文体的重要支撑。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置身的处境。

记者：之前你的散文比较关注人间、人民和生活，现在你好像更在乎山川万物和天地自然，越来越追求天人合一之感。为什么？

李修文:其实，我一如既往地迷恋着写下各种各样的人，没有人，再辽阔的山川自然也是空落落的，我为什么会集中去写这么多被称之为“散文”的作品呢？我明显觉得，许多中国式的面孔在今天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在还房贷的队伍里，在CBD痛哭的人群里，在各种素食或长跑的队伍里，贾宝玉还在不在？林黛玉还在不在？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所以，写下他们，写好他们，一直是我的夙愿。

至于天人合一，我相信，那是我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仍然在作祟的缘故，作为一个楚人的后裔，我没办法不去写我之“山鬼”，我之“天问”，我之人神共居和万物有灵，但是，我想我并不特别迷恋这些，它们是行囊，是底色，但绝非志愿，我的志愿仍然是穿过它们，写下此时此刻，写下此时此刻里的离乱兴衰。

轻看人设， 是对自己最大的解放

记者：您是一位小说家和散文家，还是影视剧的编剧和监制，多方面创作是兴趣使然，还是看不同时段的创作感觉？

李修文:我必须将自己的生活袒露成写作本身的样子，而后才能去写作，自我写作至今都是如此，所以，我其实经常遇见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处，这难处又动辄令我怀疑自身写作的必要性，所以，为了活着，也为了活成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人，出自天性和好奇心，除了写小说写散文，我也会去涉足些影视剧的工作，但是它们于我几乎是救命稻草，很难想象，没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东奔西走，我的写作怎么可能得以继续？

在今天，动用各种手段，戏剧，音乐，电影，小说，让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在我看来，才是替这一文体去开疆拓土的人间正道。

我倒是觉得，我从未有过什么“跨界”，我不过是顺从了我的命运，四体不勤之时常有，但总归要出门去分清五谷吧？想想古代的文人们，宦游吟诗也好，结社唱戏也罢，说到底，这都是生活，也都是创作；要我说，轻看自己的人设，恐怕正是对自己最大的解放。

作家简介

李修文

作家、编剧，影视监制，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春天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担任编剧和监制的作品有《十送红军》《疯狂的外星人》等，编剧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大众电视金鹰奖。

内容简介

《致江东父老》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继获奖作品《山河袈裟》之后的全新散文集。

《致江东父老》全书约20万字，收录有《三过榆林》《我亦逢场做戏人》《不辞而别传》《小站秘史》《白杨树下》《何似在人间》《在春天哭泣》《猿与鹤》等十几篇散文，出版前，这些篇目已在《收获》同名专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