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燕

那些曾经喜欢过《杜拉拉升职记》和《浮沉》的文艺青年们，现如今或许已是职场精英，或是国企中层，或是世界五百强的高级HR……这些年，他们成长了，可是这类小说作品却停滞了。阅文集团华文天下近日出版的《华年》填补了这一空白。凌丽芬于2016年出版《女王的战争》，蛰伏两年后，她创作了这本全新的都市小说，“人在方圆间，人渐渐也成方圆。可方圆里长出的那只锐利的角，还是势不可挡，迎风而长。”小说一经出版就博得一致好评，并入围第二届燧石文学现实类型长篇小说奖。

从时尚圈名媛、成功企业家到默默贡献流量的网文写手；从《女王的战争》出版后的畅销书作家到影视策划编剧、文化工作室创始人，一次次打破常规的凌丽芬，时隔两年交出了这部30万字的作品。两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走访、思考和码字，走访了大量国际国内机构投资人、黑马企业创始人、职业经理人、金融律师以及会计师等。《华年》出版后得到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财经学者吴晓波、话剧导演田沁鑫、国际跨文化专家、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教授房晓辉等各界大咖推荐。

《华年》以两个来自南方小城的“海漂”女孩杜华年和张乐宝的视角为中心，以波澜不惊的笔触真实记录了近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中国金融之都——上海；并以风险投资这样看似与大众遥远实则息息相关的特殊行业为切入点，来探寻这座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在深度揭露风险投资基金、独角兽公司迅速发展内在隐秘联系的同时，还描写了住群租房的社会底层人员、职场白领、名牌大学出身的投资人、白手起家的创一代、变革求新的富二代等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各行各业，形形色色，实为一幅都市众生相人物图鉴。

小说中的大量经典投资案例，凌丽芬更是取材于大量采访和投资圈朋友的真实分享，她在采访中说：最后出版前，我把稿子给一个投资圈朋友看，他说你能晚点出版吗，因为他现在做的一个收购案几乎和我写的一模一样。

我选择的都是在投资人圈有共鸣的故事

记者:2016年的《女王的战争》让读者印象深刻，两年后出版新小说《华年》，为创作《华年》，您做了哪些准备？

凌丽芬：这两年大部分时间在走访、思考和码字。这两年，我走访了大量国际国内机构投资人（只针对一级市场）、黑马企业创始人、职业经理人、金融律师以及会计师等。本来许多挺好的朋友，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生活，但真正几个小时认真聊下来，才发现他们的生活简直精彩得超越我的想象。

记者:两部小说的立意有什么不同？有读者将其共性定义为都是商战小说，您怎么看？

凌丽芬：关联就是我觉得人性有许多共通之处。《华年》更犀利、现实，特别是前半部分，杜华年的成长经历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缩影。富二代、拼二代、群租房、户口、出轨、婚姻等等，既是新一代的伤疤又是互相取暖的依存。

记者:再次将视角投射到现代女性，以女性为主角拉动故事主线，请您简单介绍下《华年》里的女人们。

凌丽芬：两个女主角。杜华年，破落的富二代，认为有了事业就有了一切。张乐宝，陪着富二代长大的朋友，认为有了婚姻就有了一切。我不认为她们谁比谁高明些，我基本上经常让她们互相嫉妒羡慕恨。

另外书里出现的沈妙音、于茉莉、Miss周等都是现在都市里典型女性，各个阶层的都有，从成人高考的学生到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投资人，我喜欢写形形色色不同的人。

当然，我认为最有趣的还是若飞和外婆，这是两个完全反当时社会认知的女性，最后却都立足并得到了尊重。华年在这样一个完全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中长大，是一个很狡猾的设定。

记者:书中有着如此真切的“海漂”描写，您是有真实体验，还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些素材？相比“北漂”，您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呢？

凌丽芬：基本上我是用最笨的“蹲点”的方式去观察的，群租房什么的我都是实地去感受，然后就是和大量的人聊天，想尽办法掏出他们的心事。

我有许多“北漂”的朋友，我认为“海漂”和“北漂”本质上在灵魂上的追求必定是一样的。《华年》里有句话，“到远方去，成或不成，都成。”我相信“远游”是植入人体内的一个基因，是从古至今都不变的，而“漂”们就是把这个基因显现化了。有趣的是，“漂”们甚至连一些习惯也挺像，比如撸串和啤酒。

当然，也有许多不同，要想说明这个不同，我想我需要再写一本书。

记者:《华年》里的华年，从小镇青年到上海寻梦，从入职场到入商战，从风生水起到跌落谷底，又东山再起，人物性格非常饱满，她的故事里是否有您的成长背景？这样的女性，是否是您心目中的现代女性的完美代表？

凌丽芬：华年一点都不完美。如果跳开主角的设置，这简直是一个在性格上糟透了的女生。喜欢炫耀，过分关注自己的世界，执拗而又固执。于成龙和乐宝的背叛，她自己也有很大责任，可取的是她最后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想写一个完美的人，我要的是一个不完美却又真实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的人，然后大家会去想最后她为什么成功了，是不是因为她比自己多做了哪几点，这样才是有趣的。

记者：《华年》里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投资圈里的几起经典案例，一方面让人大呼过瘾，同时，又让人感觉是如此真实，您是如何构思和驾驭的？

凌丽芬：的确在选择故事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比如猪场，我听一个凯雷的投资人说，当年农业投资热的时候，他去看了几十个猪场。我又去问了几个投资人，他们居然都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特别有戏剧冲突，这样一群打着领带、穿着高级定制的服装、最讲腔调的人，是怎么去研究一个猪场的呢？于是，故事就来了。

我在华年成长的阶段，选择的故事都是这些在投资人圈里有共鸣的故事，我希望那些老投资人、那些大佬们看到心里也会产生一些五味杂陈的感觉。另外，《华年》里有几个故事，更是投资圈里所谓的那种人人都知道的秘密。这些不能说破的事，我得拿捏着分寸去写，很累。

至于最后的大故事框架就更有趣了，我和几个投资人朋友拿着笔坐下来直接画模型。最后出版前，我把稿子给一个投资圈朋友看，他说你能晚点出版吗，因为他现在做的一个收购案几乎和我写的一模一样。

一直在写童话和科幻作品

记者:从成功的企业家转型成“孤独的写作者”，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反差极大的选择，您还会考虑更多的转变吗？您对未来的创作规划是什么？

凌丽芬：我从2004年就开始坚持写作，所以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在不做企业这个事情上，倒的确有些不适应，以前有想法就会立刻去做，现在想到，能做的只是压制冲动。我选择写作，是内心的选择。我一直在写童话和科幻作品，未来一年打算完成一本童话、一本科幻。其实细读《华年》，会发现有许多童话和科幻的影子。

记者:听说现在多家影视公司都在接触和关注《华年》，作为作者的您，对这部作品的影视转换有什么寄望吗？

凌丽芬：希望能有一份幸运，让我遇到与我灵魂有共鸣的导演，他能读出我在《华年》里未写尽的那些话，读出《华年》字里行间的欢喜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