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兴安/文
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红旗谱》，在我叔叔睡觉的枕头边上，被我发现拿来翻看。这一看不要紧，就入了迷，朱老忠、严志和、春兰、江涛、运涛、大贵、二贵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就日日夜夜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了，直看得神魂颠倒、寝食不安，还装进书包里带到学校偷偷看。但还没看完，在县里上高中的叔叔回来了，我告诉他正在看他的书，“我还没看完。”叔叔瞪我一眼：“小孩儿家，看这干啥！”一把夺过去就往外走。我追上他，带着哭腔央求道：“叔叔，我看得正有意思呢，让我看完行不行？”叔叔头也不回：“给我好好学习，以后不许看没用的闲书。”
那时候，书很少，尤其是在乡村，书更是金贵。这里说的书，是指小说而且是专指出版的长篇小说。因此，书基本上是长篇小说的代名词。在乡村，除了连环画，偶尔能看到的，只有长篇小说这种书，其它种类的书籍，基本上没有。其实，当时我喜欢看书，还不算是酷爱文学，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文学。我只是喜欢听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故事，村里人称之为“喷空儿”，讲一些神话传说、妖魔鬼怪什么的，还有一些游走四方的盲人“说书”。盛夏里，大树下，我会脱下一只鞋，垫到屁股下，坐在地上的人群里，听“说书人”声情并茂讲“三国”“包青天”“杨家将”等等。有时一连说上十多天，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盲人在哪条街上“说书”，附近的人家会端来一碗或半升粮食送给“说书人”，算是“劳务费”，其他人就“免票”了。听别人“装在肚子里”的“瞎白话”和“说书”，得看别人有时间没有或者愿意“说”不愿意“说”，要受制于人。但能得到一本厚厚的大书，是不分时间和地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时看的，而且比“说书”还精彩，不用等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就是我第一次看《红旗谱》时的真实感受。
但是，叔叔拿走了他的书，让“欲知后事如何”不得“下回分解”的我痛苦不堪、耿耿于怀。村里没有这本书，而叔叔从县城再回来，问他要，他说还给学校图书馆了。
上初中后，班里来了许多外村的同学。彼此熟悉以后，我开始向这些外村的同学打听有没有书，问的当然是《红旗谱》。有些同学开始不明白我说什么，我再仔细解释一遍，有同学表示，回村里操个心问问。过了几天，有一位侯庄的叫“扁头”的同学对我说：“我邻居家有这本书。”我惊喜道：“太好了，那你帮我借来吧！”“扁头”撇撇嘴说：“我问他了，他说不外借。”我心一凉：“那咋办？求求你了，帮我说点好话呗。”“扁头”说：“他说你实在想看，可以去他家里看，不能拿走。”我眨眨眼睛，想了想说：“行，等下午放学后，我就跟你走，你带我到他家去。”下午只有两节课，放学比较早，我回家放下书包，跟爷爷说我要到侯庄的同学家去玩会儿，可能晚点回来。侯庄在我们长屯村子的正南，我家住在村子最北，从我家往侯庄去，要走三里半的路程。
到了侯庄，“扁头”领我去有《红旗谱》的这户人家，“扁头”让我在门口等，他先进去跟人家说一声，等人家同意了我再进去看书。不大一会儿，“扁头”出来了，嘴撅得老高，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心一紧，连忙问：“咋了，他不给看吗？”“扁头”嗫嚅道：“给看，可是……”我说：“有话你就说吧，只要能让我看会儿书。”“扁头”叹口气：“看书可以，可他突然提了个条件。”我问：“啥条件，要钱吗？”我伸到裤兜里摸摸，里面有五毛钱，够买两盒“火车头”牌烟卷了。“扁头”摇摇头：“不是要钱，你跟我进去吧，见面你就知道了。”
走进这家的院子里，这人在堂屋门前的丝瓜架下面的木凳子上坐着，穿着背心和裤衩，右腿上裹着白绷带。这人大概有三十多岁，叫什么当时“扁头”介绍了，但我没有记住，印象里他很瘦，黑黑的，长脸，嘴挺大，我在这里干脆就称他大嘴吧。大嘴冲我看看，问：“是你要找《红旗谱》看啊？”我点点头：“唉，叔，你不借，我可以在这儿看，也可以到我同学家里看，反正是不出侯庄，看到天黑，我再给你送回来。”大嘴笑笑，嘴更大了，露出了满嘴大黄牙：“我想问问你，为啥要看这个书啊？”我说：“我看过。”大嘴皱皱眉头：“看过了为啥还要看呢？”我回答：“没看完，想看完。”大嘴又问：“咋就没看完呢？”我如实说给了他。大嘴听后笑了笑说：“是这么回事啊，孩儿还真有股子犟劲儿……”我怯怯地说：“叔，这书……”大嘴把脸转向“扁头”问：“我跟你说的事，你跟长屯这孩儿说了没？”“扁头”说：“没有，你亲自跟他说吧。”原来，大嘴是让我现在替他去给猪打草，因为他昨天把腿扭伤，不能下地了。他家母猪刚生了一群小猪崽，要吃一种名叫“曲曲芽”的野菜下奶，等我把野菜剜来，他就让我把书带走看。大嘴把这个意思说完，尤其是让我把书带走，我高兴极了，满口答应。天还早，太阳离下山还很高，给他去剜些“曲曲芽”喂猪，不算个事。
为借一本书，生平第一次来到三里半外的侯庄，给别人家去剜野菜。我从大嘴家上一只篮子，篮子里放上一把铁铲子就出了门。“扁头”有点难为情，执意要陪我一块儿去，说我对村子不熟悉，不知道去哪里找“曲曲芽”。的确，这种野菜不太好找，一般都长在地头上、路边或者垄沟旁，再加稀少，剜的人又多，所以围着村子跑来跑去，直到天快黑了，才剜了不到半篮子返回到了大嘴家。
大嘴看了看少半篮子“曲曲芽”，有点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他瘸着腿拎起篮子，把野菜倒进猪圈里，又瘸着腿返回来，对我说：“等等啊，我去给你拿书。”我高兴地应一声，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从堂屋里出来了，眉心里挽着个大疙瘩嘀咕道：“怪了，咋找不见了……”我心一紧，骇然地问：“你说啥？”他摸拉着长脑袋说：“这书一直在里屋的窗台上放着，现在咋没有了？”“扁头”瞪着眼吼道：“你再去找找！”大嘴面色尴尬：“我旮旮旯旯都找了，真找不见了。这样吧，啥时找见了，我再跟你们说……”
回到家时，天已经大黑了。我一夜也没有睡着，沮丧的倒不是白给大嘴剜了一次猪草，是费了这么大的劲没能借到书看。
第二天上学后，“扁头”不敢看我，还躲着我走。在去厕所的路上，我快走几步，追上了“扁头”，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肩膀：“这事不怨你。我早想好了，不能让你白帮我。等下次我爸从西安回家带来了巧克力，我一定留两块给你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