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思思

近日，聚焦“两弹一星”研发事业的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正在北京卫视热播。不同于以往的硬汉、雅痞形象，杨烁此次在《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饰演的张利军是一位十足的“技术型秀才”，他将科研工作者的稳重与理性，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将角色塑造得更为典型与饱满，实现了从“兵”到“秀才”的角色突破。日前，杨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谈角色 时刻提醒自己 不忘感恩祖辈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由韩晓军执导，铁佛担任总制片人，讲述了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为实现自我，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剧中，梳起分头、穿上皮夹克化身为军人后代的杨烁，是一个投身于祖国航天事业，为建设新中国倾尽全力的热血知识青年。靠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为中国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有能力有担当的建设者。

作为张利军的扮演者，杨烁对这个角色称赞有加，直言“这不仅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角色，更是一个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感恩祖辈的角色”。剧中，张利军一直在经历困难和解决困难中前进，所有的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原本是斗志昂扬的火箭工程师，却为了顾全大局主动担任后勤处处长，带领众人开荒种菜；在国家经济捉襟见肘之时，他又巧妙利用科研成果制造民用产品，并将盈利悉数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去。在杨烁眼中，张利军是最无私的民族英雄，他所代表的那群人，需要后辈们去永久铭记和感怀，“这些英雄百年之后就是天上的一颗星，到了晚上你就能瞧见，不光咱们中国人能瞧得见，外国人也能看得见。”

谈拍摄 为剧而哭眼泪是情不自禁的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创作耗时七年，剧本的编写更是经历了“三换编剧，六易其稿”的打磨，杨烁直言自己拿到剧本后，躺在地板上、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全部看完。尽管当时的他腰病缠身，却还是很快接下了这部戏，“我想为我爷爷奶奶做点事，希望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是怎么过日子，怎么为祖国拼搏、努力的，所以我接了这个角色。”为了让自己能更快地进入角色状态，杨烁在开拍前翻阅了大量资料，主动向工厂里即将退休的技术工人取经，耐心学习复杂的机器操作。他笑言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不仅让自己深入了解了那个年代的人文与风貌，还深刻体会到了老一辈的“纯粹”与“可爱”：“最后一天的时候，老工人们集体过来跟我合照，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真的太灿烂了，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还是笑得那么开心。”

谈及拍摄过程，杨烁坦言，《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是他从演以来因为剧中角色和故事哭过最多的一部戏。“当你进了厂房，看到造好的火箭道具一比一摆在那儿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回忆起剧中哭的最为痛心的一场戏，他透露是一场关于生死离别的戏，剧中练练饰演的向晴是张利军的发小，两人的感情一波三折，在即将结为夫妻之时，向晴却因公牺牲以至张利军一生难以忘怀，“戏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很深刻，是说，人呢？活要见人，死得见尸，你说她没了，总得给我一个物件证明她没了”，言语间，尽是对这段感情的喟叹以及对“先大家后小家”的无奈与敬佩。

工厂的拍摄环境虽然艰苦，但演员们也会苦中作乐，杨烁就担任起了剧组“兴奋剂”的作用。“有一场戏是导演临时给程伟哥加的，那个台词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他把词背得很熟，我就开始搅和，我过去和他聊这聊那，弄得他一开机就忘词了，站那臊得慌就更记不住词了。” 对此，杨烁表示：“老艺术家准备那么充分的台词会让年轻演员很紧张，我去逗他们，给他们添乱可以缓和一下片场气氛。”

谈表演 “四大拷问”深刻诠释“演员”二字

在《生死线》中，他是“义字当头，随性而为”的四道风；在《刀客家的女人》中，他是铁骨铮铮的“正义”土匪余化龙；在《潜伏在黎明之前》中，他是“外表浮夸，内在坚忍”的中共地下党员战守安。从“四道风”一角踏上硬汉路线的他，也曾面临困惑。“找我的戏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看的剧本是越来越少，我自己又太渺小根本改变不了。”为此，杨烁一度对自己产生怀疑，直至《欢乐颂》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方向。《欢乐颂》中的小包总一角，杨烁凭借“花俏而不肤浅，世故而不油滑”的表演实力圈粉，被称为“行走的荷尔蒙”。但他并未留恋，反而接连出演了《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大江大河》等年代正剧，继续探索演艺之路的新突破。

从业将近15年的杨烁，一半以上的职业生涯都是搏命出演，而回忆起最初接触表演行业的经历，杨烁表示自己和张利军一样有着“义无反顾”的勇士精神，工作中很多事需要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把这个挺过去了”。有人问他“什么是好演员”，杨烁表示首先你得对得起“演员”这俩字。“你得问问自己你做的功课够不够？你做的努力够不够？这些戏你到底想了多少方法来诠释？你有琢磨过这事吗？”如今，而立之年的杨烁只求“对得起每一个本子，对得起每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