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刘艳菊 本报驻沧州记者 李家伟

从北京东城区繁华热闹的五四大街拐进中国美术馆正对面的翠花胡同，往里走几步，有一家叫“悦宾”的小饭馆。招牌很小，可下方“中国个体第一家”几个字却相当有分量。1980年，一对来自肃宁的夫妻在北京开起了这家饭馆。也许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饭馆开业”，但在当年，这却是具有“破冰”含义的一个信号。这个小小的饭馆得到了当时多位高层领导的支持，也引来众多外国媒体的关注。时光流逝，如今，这家仍旧掩身于北京胡同内的饭馆，仍在讲述着那个当年的故事……

郭培基，84岁，正是他和妻子刘桂仙当年创立了这家饭馆。他开始了穿越时光的讲述——

肃宁夫妻京城开饭馆

“我老家在肃宁县尚村镇南大史村。18岁的时候，和妻子刘桂仙一起到北京谋生。先后在北京饭店、内燃机厂做‘白案’，我做的烧饼可好吃了！

“桂仙也学了一身做饭的好本事，她还被介绍给中央领导的夫人当保姆，首长们都挺认可她的厨艺。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家说起国外的中餐做得没有咱家里的味道，要是桂仙在国外开个中餐馆，肯定火！大家就说，凭小刘这手艺，别出国了，直接在北京开就得了！

“桂仙当时也没往心里去。其实我们很需要钱哪！最难的时候，家里5个孩子，算上我们两个大人，只有两床被！

“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就写了个申请，去街道盖了个‘同意开店’的章。又到工商局办营业执照。工商局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也没说不行。桂仙就天天到工商局问营业执照的事，不间断地跑了一个月。工商局派人到家里走访调查，确认是本分、老实人，领导班子一合计，特批！

“当时全国还没有给个体户办餐饮营业执照的先例，工商局拿办公用纸手写了一张营业执照，大致意思是允许悦宾饭馆营业，盖公章、签字，这张编号为001号的个体餐饮营业执照终于办下来了。不仅如此，工商局还帮桂仙担保办了一笔500多元的贷款。

“买冰箱，买了4张旧桌子和十几把椅子，找了点砖头和木材，把我家的一间平房改成饭馆，用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炉灶。‘悦宾’，就这么着开张了。”

开张第一天赚了十来块钱

“饭馆开张，可是缺粮油。当时都是凭票购买商品，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所以，饭馆开业的事就这么耽搁了几天。

“我们俩要开饭馆的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来了不少记者。还真多亏记者们的关注，后来这个粮油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们原想着在1980年10月1日开张。9月30日这天，桂仙逛遍了菜市场，买了4只不用凭票的鸭子，想提前试一试。

“本来是想‘试试’，可小饭馆里都是人，桂仙把所有能吃的都卖出去了，还有3个人没吃上饭。我只好向街坊借了两碗白面，擀了面条做给他们吃。

“提前开张这天，‘本钱’是38块钱，卖了50多块钱，赚了10多块！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20多块钱！

“‘悦宾’一下子火了。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记者们捕捉到这个具有“破冰”意义的新闻，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二三十个记者。有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副总理登门拜年驱散“乌云”

“‘悦宾’并不是一帆风顺。

“我要上班，饭馆主要由桂仙负责。她每天坐早班火车，跑回河北老家一带的集市采购，都是高价，买多少也都是她自己背回来，天天忙得脚不沾地。我下班也跟着忙，儿女们都在饭馆帮忙，照样忙不过来。

“虽然这么忙，但我们还是不敢雇人——怕被说成‘资本主义复辟’。

“在当年，人们对‘个体户’还是议论纷纷。我们这个饭馆，反对的人也不少。”

“定心丸”终于来了：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一起来到了“悦宾”，给这一家人拜年！

“我高兴啊！国家领导到咱普通人家里拜年来了！我特意在门口放了一挂鞭！”

改革的洪流不可阻挡，郭培基一家人的心终于也放下了。接下来，全国多个地方的人都来“取经”，这家小小的“悦宾”饭馆，成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

“悦宾”的故事仍在继续

“从开张，我们就想着‘菜比天大’。尤其是桂仙，哪个环节都不放过，都是自己亲自把关，她这人做饭啊，全靠最基本的调料，从不用那些遮掉菜品原味的作料，比如咱这儿的招牌菜‘蒜泥肘子’，调料就是葱姜蒜，葱辅阳气，姜暖脾胃，再加蒜末儿，味儿足！

“我们俩没什么文化，做生意靠的就是实在。鸡鸭鱼要买活的，买牛肉的时候，为了让牛肉新鲜不惜多一倍成本。别的不说，黄瓜就应该是黄瓜味儿，豆腐就应该是豆腐味儿，对不？

“老伴儿桂仙三年前已去世，如今我在家养老，饭馆由儿孙打理。‘悦宾’还是那些招牌菜，做法没变，连同店内布置，几十年没什么变化。

“我们也考虑过做外卖，但我们家的菜，现吃一个味儿，打包回去，味儿就变了，不适合做外卖。”

所以，“悦宾”饭馆依旧在翠花胡同经营着。那泛黄的门脸、结实的八仙桌，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装潢，依旧在诉说着改革开放背景下个体户靠劳动实现理想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