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

以为和家人朋友可以愉快出行，却不料遭遇希腊版的“人在囧途”，这是深圳市民郑先生和其余25名团友的共同经历。提前两个月预定行程，直至出发当日才发现希腊当地的酒店并未确定。“在希腊的三天行程，全都在拖着行李找酒店，每天都要凌晨两点才确定入住。”（7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定价1.6万元、共计12天行程的集体游，居然超过8成未签署书面旅游合同和开据发票，其间甚至包括资深驴友，如此结果让人不可思议。究其所因，怕麻烦和心存侥幸是一个方面，根本原因还在于权利人缺乏权利保护意识，对可能存在的侵权风险缺乏足够的准备，继而导致自身维权能力不足。

虽然没有合同并不影响事实的认定，但是关乎争议纠纷的解决和矛盾的调处，具有关键的评判功能。有了合同作为依据，旅行社无法狡辩并逃避责任，游客的权利就会得到最大保障，也不会有“说不清楚”的风险。旅行社之所以不与游客签订合同，本意还是为了逃避监督并为侵权行为创造条件。《旅行社条例》第5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是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对旅行社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尽管法律也会保护无合同的民事行为，但缺了关键的证据依据，实现权利伸张面临着极大的难度。

对消费权利的保护固然需要行政监管有更大的作为，但消费者自身的保护意识，则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引线作用”。某种意义讲，个体的维权意识越强，维权水平越高，才会倒逼商家遵章守纪，也才会让其他监督手段特别是行政监管更加主动积极。相反，若是权利者忌于麻烦等因素而主动放弃权利伸张，在行动上不积极、不主动，则其他权利救济渠道也难以畅通。

幸福是创造出来的，权利都是争取来的。一个社会法治能效和秩序好坏，取决于公众权利意识的高低。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权利意识，都有“我的权利不容侵犯”的底线思维，就会形成灵敏而强烈的条件反射；另一方面，意识决定行动。一个人权利保护的意识越强，则维权的能力也就越强。“讨回公道”的意念坚守和正义追求，势必会迸发出强大的内生力量，群聚效应则会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有人对比后发现，一个地方治理秩序的好坏，跟公众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众多维权经典案例中，不乏堂吉诃德大战大风车的执着与坚持，以“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来促使公权机构“必须做得更好”，为权利保护创造更好的条件。

有意识与无意识，意识强与意识弱，对行动力和执行力起着决定作用。提高权利保护意识才能避免“人在囧途”，与其指责外部干预机制不灵，保护措施滞后，不如先反省自己在权利保护上，究竟做了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