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管理需要更便利的技术手段，但不能唯手段是举，更不能把管理的简便当成了目的，否则是懒政，更与管理“以人为本”的内涵南辕北辙。

4月2日，沈阳市铁西区一家外贸公司销售经理蒋桐带着手机出去办业务，中午休息时间，移动考勤APP上通过手机定位得知她曾出现在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4月8日，她被公司通报批评并罚款200元。蒋桐愤愤不平地认为，不能要求员工时时都在工作地点，更直言手机定位考勤等于给员工套上了一道“紧箍”。（4月10日《工人日报》）

移动考勤ＡＰＰ建立在定位追踪功能的基础上，就功能而言远超出了公司对员工考勤的需求，只要系统保持运行，就意味着员工所有行踪暴露无遗，毫无疑问，这对任何装有系统的员工而言，都是对隐私权利的严重侵犯。

或许有专业人士认为，下班、午休、假期等工作之外的时间关闭定位，不打扰员工生活，趋利避害，就可以为管理所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且不说定位追踪始终都存在隐私泄露的可能，担忧无法消除；单就这种实时的监控而言，说直白点，就是像防贼一样防员工，更容易撕裂劳资之间的信任，让员工如鲠在喉；而动辄则罚，没有弹性没有遗漏，把员工当机器人管理，则丧失了起码的人性，所显现是低劣的企业文化。

其实，守纪律并不代表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纪律反而是摆设。激励员工，约束不失包容，严管不能没有关心，而对人格尊严的尊重是“激励”起码的要求。可以说，再没比“手机定位追踪”管理员工更拙劣的手段。管理需要更便利的技术手段，但不能唯手段是举，更不能把管理的简便当成了目的，否则是懒政，更与管理“以人为本”的内涵南辕北辙。

当然，“手机定位追踪”更值得讨论的，是公司有没有权利要求员工的手机安装考勤ＡＰＰ？手机是员工的私人物品，而非员工工作工具，亦如员工的身体一样，公司管理的是员工的劳动行为，而非身体及权利自由，应有清晰的“公私界线”。强制要求员工安装手机考勤ＡＰＰ显然难言合理，合法性更是存疑。

相比较来说，在目前的劳动关系中，公司与企业大多处在强势地位，容易构成用人管理权力的滥用。“手机定位追踪”，其实就是如此，每个员工都对此反感和抵触，但依然被强制安装和追踪处理，拿损害职工隐私的后果来降低企业管理的成本。对此，不但应要求企业及时中止侵权危害，放弃这种侵权的考勤方式，给予员工起码的尊重。同时，更应要求法规层面细化相关的规定，给企业用工管理的行为列出禁区，特别是手机互联网化，正在成企业管理绑架侵权的新领域。除了定位追踪之外，更常见还有要求员工对企业及产品的微信营销，诸如此类，都应当及时补上规则的缺漏，消除权利保护的模糊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