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这座被守军吹嘘为“固若金汤，可坐守三年”的现代化立体设防城市，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6天6夜即宣告解放。这背后，离不开地下工作者的情报战。当时，石家庄有400名余名地下党员“潜伏”。

本报记者宗苗淼

一张“绝密”的军事地图

战前，我军获得了一张被国民党守军标注为“绝密”的军事地图，对缩短战斗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活力配系要图》，即“城防图”。

战役打响前的四五个月，石家庄各重点地下组织都收到了上级派来的秘密任务——了解石家庄城防部署情况，尤其是核心工事以及西南角(后我军在内市沟的突破口)等地火力配置情况。

“当时的铁甲车，就是在火车上装备了迫击炮等重型武器，一旦哪个地方吃紧，火车就开过去，将对我们的部队造成很大威胁。”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处长陈立说，为减少损伤，很多情况都要排查清楚。

“我父亲田清泉带头绘制了石家庄城防图，并带出情报，送到了位于西良厢的地下联络站，交给太行区石门城工委。”市民田卫国在帮助父亲汇总党史资料时，得知了父亲曾经的“潜伏”工作。“父亲当时对外称是国民党第三军的一名汽车管理员，军衔上尉，其实是太行区石门城工委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他带领着几位‘红色地下汽车兵’，在敌人内部进行，为解放石家庄做出了贡献。”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五个月接到上级指派要摸清石门城防部署指令后，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司机贾香礼、敌参谋长司机马汉英、大郭村机场司机赵根波、坦克司机李逢春、国民党联勤总部修理工人武鸣岐等人，借开车、修车、试车等各种机会和借口，驾车在国民党各据点穿梭，利用车上里程表的显示测距。”田卫国说，在汇总各方信息后，父亲在东焦村马家巷堡垒户常玉林家炕头上，与赵根波、武鸣岐绘制出了石家庄城防图。

绘图与缴获地图相互印证

“经过反复核实，几张分区块的城防图绘制了半个多月，标出了国民党守军的东、西、南、北四个兵营以及汽油库、弹药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三十二师师部等重要地点及距离。”田卫国说，当时自己的哥哥才一岁多，城防图正是父母藏在哥哥的尿褯子里送出城外的。

石家庄市民宋玉卿也了解到，石家庄解放前几个月，父亲宋长林任冀中十一军分区北站情报站副站长，他通过刘英的副官王士林拿到了火车站的地形图，渡过滹沱河，传递到了藁城军分区首长手中。帮父亲度过几道国民党关卡的，是父亲的同村老乡张建民、宋志刚。“他们一个拉洋车，一个装伤兵，称回家养伤，地图就放在洋车夹层里。”

1947年10月20日清风店战役，我军活捉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将标有“绝密”字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备系要图》缴获，此图与地下工作者们手绘的“石家庄城防图”相互印证，为进攻石家庄提供了重要依据。

党史资料显示：晋察冀冀中军区第三、第四纵队，自始至终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并担负着主攻任务。时任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在10月25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区和野战司首长关于攻占石家庄的命令。会后，他组织司、政机关，查明敌情，派出侦查人员潜入市内侦查，与罗历戎口供及图纸情况进行了详细核对，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工程设施、火力配置等情况有了更详细的掌握。

护城电网断电 上演“谍中谍”

石家庄市民李润波说，其父李智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为解放石家庄及以后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据了解，在日本投降后，李智便接受晋察冀边区第十一分区城工部领导，潜入石门做地下工作，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后逐步发展了十余名情报人员，分别进入伪警察署侦缉队、派出所、国民党办的《醒民日报》等要害部门，借机获取重要文件及情报。1946年，父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统局驻石第三联络组，成为特务组织的一名情报员。1947年解放石家庄前，李智按照分区领导要求，将国民党驻石主力部队第三十二师的兵力、布防、武器装备，及搜集到的国民党、政、警、中统、军统的情况逐一送出城外，交给十一分区城工部。

“解放石家庄战役当时，父亲还组织协调切断了壕沟间的电网电源，为解放军攻打石门扫除了障碍。”李润波说，11月7日总攻开始，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用大刀砍、挑石家庄东南部的护城电网时，发现电网并没有电。

“父亲事前接到断电指示后，深知任务艰巨。在得知东南部的电网是由大兴纱厂自备电厂输送之后，他来到大兴纱厂，找到党组织外围骨干人员张治华商量。张治华思想进步，在大兴纱厂有威望、人脉广，两人合力做通发电车间主任马奎元工作，随后巧妙制造了一时难以修复的送电设备故障。”李润波说，石家庄解放后，父亲接上级指示继续潜伏，并建立了军统石门情报组（实为我党社会侦察队），掌握了敌人电台后，提供了大量情报，比如获取了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的情报，后又破获敌人电台6部。

李润波感慨道：“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随着保定、北平相继解放，父亲的地下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

“潜伏”者超400名

1942年12月1日，朱德写下《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其中表述，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除了我党有充分的准备、动员工作做得很好、讲究战术、善于利用俘虏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敌人数量少，孤立无援，并且相当动摇，打进城后，有一喊话就缴枪的；石家庄工事虽坚，但没有城墙；我们有内应，石家庄有地下党员四百余人。”

“石门解放之前，市内共有我方25个地下工作组织，地下党员400余名，进行了大量情报、敌工、宣传、组织工作。”陈立介绍说，当时石家庄及周边各大解放区、根据地，都派出了自己的情报人员摸排、辨认、传递石家庄地形、火力等相关情况，情报从各种渠道最终传到围城部队高层，还要分辨真伪，再经主力部队将信息互相印证、核对、补充，定下之后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陈立说，根据事后的档案资料显示，我党石门地下情报人员为解放石家庄付出了巨大牺牲。

“当时石门有地下党员400余名，这还不包括支持我党的积极分子、依靠对象。”党史学者陈忠升表示，解放石门之前，在工厂、铁路、火车站、街道，尤其是国民党核心部门等各个地方都有我们自己人。

“太行区石门城工委田清泉支部的情报工作就是代表。”陈忠升说，地下工作都是随时进行的，即便是没有上级分配的任务，也要有主观能动性。“当时，马汉英作为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参谋长司机，在师部与参谋长住里外间，一些送审和待办的文件就先放在外屋桌上，马汉英看到情报，就会最短时间送达后方，工作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陈忠升说，石家庄解放后，田清泉支部中，除李逢春随党中央后勤部由西柏坡进入北京外，田清泉、马汉英、贾香礼、赵根波、武鸣岐等地下党员们都公开了身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成为新石家庄的建设者。

（本版图片除老战友图由家人提供外均由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