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光，十几份陈年契约，将我的家族史况拉回到清代雍正年间。
我老家在晋州市农村，家中的老柜里面，存放着一些家族史料。盛夏时节，我又一次翻了出来。小木匣内，折叠整齐，一份紧贴一份的十多张契约，几乎粘连在一起。有清代的、民国的、土改时期的，还有新中国初期的；有地契、房契，还有契后纳税的票单。不论地契，还是房契，一张张薄如蝉翼的老宣纸上，毛笔小楷字迹规整，有些印章清晰可辨。
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共同协议订立的，有关买卖、抵押、租赁的文书、条款。这一份份契约，从清代雍正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时间跨度二百余年，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细致，更体现出先辈们生活的态度和对种种经历的惜念。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这些契约珍藏并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最早的一份地契订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距今282年，为卖契。契中表明：立文约人陈龙因为无银使用，将自己道（路）一分（份）计地二厘五毛（毫）卖于陈俊为业，言定价银一两五钱，其银当日交足，恐后无凭，故立文约为证。
另一份地契订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距今238年。契约表明，陈门苑氏与孙陈成因为不便，将自己园地一段计地三亩一分，面积西长六十四步，东长六十四步三尺七寸，宽可拾一步一尺三寸五分，道长拾七步，经人说和卖于陈璒，永远为业。共价银七十二两。
那个时代，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卖地是家境困难，生活无奈之举。契约中的“无银使用”“不便”，包含着或因生活艰难，或因家境变故而出现的逾越不过的“坎儿”。那时百姓用银均为碎银，不说雍正十三年陈龙卖道所得的一两五钱银子，只论乾隆四十四年陈门苑氏与孙陈成卖地所得的七十二两价银，按老辈使用的十六两秤折算，为2.25公斤。三亩多地换来一包碎银，地契，透露出农民生活中的种种艰辛。
订立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一份地契，看出农民对土地的珍惜。这也是一份卖契。契中表明，立卖契人陈洛谈因为不便，将自己村南园地一段计地一亩二分八厘八毫五丝三忽，经人说和，卖于陈洛柔名下，永远为业。言明地价共作京钱四十千文。其钱当交不欠，恐后无凭，立卖（契）为证。
“忽”，在公制计量中显现出来，单位排列分别为：米、分、厘、毫、丝、忽、微。按照地积计算，100平方米等于0.15亩，10平方米等于0.15分，这样推算下去，厘、毫、丝、忽，“三忽”面积仅方寸之间。真可谓农民心中的“寸土寸金”。有人推论，地契中出现的“三忽”，应是土地丈量过程中乘不尽的数目。
地契中所说的“京钱”，据查，系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北京城内兴起的金融业所发行的流通市面的钱帖，由于当时国内仍未有银行出现，这些兴起的金融机构肩负起了银行业务的角色，一直延续到光绪、宣统年间，依然充分地发挥着它们的职能。清京钱帖，系古典直式票幅，绝大部分采取手写形式书填票面面额，帖上的书法展现了清人的书法艺术，也因不同的书法风格特色而令票帖具备防伪效果。
订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阴历三月二十六日的一份地契，土地面积更加细微。契中表明，卖契人吴老婆因正用，将自己村西旱地一段计地贰亩零零零四丝陆忽陆尾，面积南可三丈捌尺陆寸，中长贰拾玖丈陆尺，北可四丈贰尺五寸，经人说和，卖于父亲等二人，言明每亩作价国币壹万陆仟元。
“忽”仅方寸间，后面的“尾”（微），放到土地面积里面，真是微乎其微了。
所谓国币，为民国早期的货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中国国内的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无法持续，且国内的货币发行杂乱不堪。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为法币（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并禁止银元的流通，将白银收为国有。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法币急剧贬值，从而彻底崩溃。这份契约中的“国币”，应为1935年后国民政府时期银行发行的“法币”。
还有一份契约，面积仅壹分多旱地。这份契约订立于1953年。契中表明，立卖契人田振山将自己旱地一段计壹分柒厘柒毫，中长肆丈肆尺，东可叁丈壹尺伍寸，西可壹丈柒尺，卖于父亲等二人，计价人民幣拾陆萬元，纳税玖仟陆佰元（当时的人民幣及其价格）。
农村合作化以前，农民珍惜人民政府确权的每一份私有财产，那时订立契约，人们更注重信誉，多为人民政府监护的制式契约。这壹分柒厘多旱地虽少，买卖成交后，由人民政府出具的制式草契“買賣田房草契”填写为证，书写人、中证人、监证机关人员都署名，后报经政府部门，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盖有财政厅印章的“賣印契”为正式契约。
租赁地契，为权属不变，收取租金，一个时期转让他人使用土地的契约。这类契约，那个时代多为“典当契”。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一日订立的一份“当契”表明，立当契人育得堂因为正用，将自己村南园地贰亩半地当于父亲名下，三年为满，当价洋壹百元。这份当契，盖有晋县第五区周村保甲所的印章为契证。另一份当契订立于1950年12月22日，当契人周洛瑞将自己的玖分柒厘井地当于父亲名下，期限三年，当价小麦叁百贰拾斤（市秤）。这份当契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盖有财政厅印章的“典印契”为正式典当契约。
说到房产契约，一份是曾祖父为祖父一代三人的家产分单，订立于民国二年（1913年），其中表明，因人口众多，难以伙居，今将田宅器倶按三股分清。除庄基、房屋外，有的还分到箱柜、砖瓦木料以及半个车辆。另一份订立于民国四年五月，为祖父购买的一块庄基地，面积柒分零捌毫叁系（丝）伍忽。
土地、房产，一代代传承、变更，新中国成立后，归结于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
我的家乡解放较早，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十六日，华北区人民政府以晋字肆佰玖拾肆号文，为当时我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有证表明：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捌段拾伍亩玖分陆厘叁毫。房屋捌间，地基贰段壹亩壹分陆厘叁毫，均作为本户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翻看着这些契约，我恍然了。先辈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其中，卖地、买地、租地，一份份契约的订立，一次次土地的变更，折射出他们生活的艰辛，凝结着他们为养家糊口所付的心血。
翻看着这些契约，我释然了。远的不说，从曾祖父分家那个年代说起，百余年间，一代代辛勤耕耘，形成了一个大的家族。如今，有农民，有工人，有知识分子，大家齐心协力，努力拼搏，为家庭和社会发展贡献着应有的力量。
